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从李嘉图到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批判的科学。在资产阶级古典学派并不完全科学的批判性消失之际，它就走向破产了，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却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批判性。在当代，充分地张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科学批判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 批判性是政治经济学与生俱来的特性
《资本论》不仅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而且在全书的字里行间，都充满着强烈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源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对后者进行科学批判基础上的继承和全面发扬光大。
理论的批判是理论研究的客观对象的批判性所决定的。一定对象、过程自身的新陈代谢是自我批判，对其他对象、过程的排斥，则是对他者的外部批判。这种客观的批判性决定了理论研究必须具有批判性。
理论的批判都是由一定主体实施的，这些批判主体代表客观过程中的某种主体的利益，有一定的价值取向性。它既要体现客观对象自身固有的批判性，也通过批判这个客观对象，表达自己的价值。但被批判的对象往往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所以这个主体还要对它实行武器的批判。
从理论的批判看，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大体看来，有狭义的，有广义的，有直接的和间接的。前者与怀疑、异议、斗争、驳斥、抛弃、改造等情节紧密联系，针对的是异己的对象或他者；后者则可带有超越性，它可直接、间接地指向批判对象，这种对象既有异己的他者，也有批判主体自己本身。在后一场合，它体现主体的历史发展，即现阶段对以往发展阶段的超越，是规定性的丰富、具体化。虽然狭义的批判以破坏性为主，广义的批判以建设性为主，但两种批判并非是彼此对立或分开的。因此，不能因为它有狭义的含义就忽视它的广义含义。对一种历史发展的理论来说，批判性极为重要。没有批判性，理论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彰显自身相对于其他相关理论的优越性和战斗力，就不能避免僵化，从而也不能避免教条化。
工业资产阶级在发展之初曾经与商人、大土地所有者等进行过政治的和理论的斗争，这决定了它的理论代表古典经济学也必然要有批判性。人们不难发现，斯密在《国富论》中对重商主义有过较广泛的批判。在那个时候，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一方面要研究生产过程的内在规律，因而是批判地创立新的理论；另一方面还要批判旧的理论如重商主义等，因此，在这种理论一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带有批判的任务。
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是全方位的。
首先，是对其对象的批判。他绝不苟同重商主义以流通过程为对象，而是以生产过程为对象。可以说，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生产过程的研究是具有开拓性的、超越性的。
其次，是对其方法的批判。重商主义只是现象描述，而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则将研究的视野深入到生产过程的内部，进行“生理学研究”。
再次，是对其内容的批判。重商主义认为通过多卖少买增加财富，古典学派则认为财富的源泉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从而提出劳动价值论的一些抽象规定。
但是，斯密的各种理论都存在着重大的缺陷。这决定了他对重商主义批判缺乏足够的力度和深度。他的批判主要是从超越的意义上体现的，比较温和，尚不能体现资本主义作为上升的、先进的阶级所应有的战斗性。
二 李嘉图将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推向顶点
在李嘉图时代，由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尚处潜伏状态，资产阶级与土地所有者阶级的矛盾成了主要矛盾，因而这个时代的理论家，一方面要全方位地发掘工业发展的可能潜力，另一方面要解决面对的现实阻力。为此，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成熟期的古典学派，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破和立。
一方面是对斯密的批判，这属于古典经济学的自我批判。在修复基本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对其他庸俗经济学的批判。
首先，李嘉图所处的时代是机器大工业开始发展、商品生产更加发达的时代，这决定了他所要研究的是大工业和自由竞争基础上的资本运动。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他批判了斯密的二重化，尽管他不能合理地处理好这种联系，但这也表明他已经注意到基本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性。
再次，他批判斯密的二重价值论，坚持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认为：“李嘉图著作的这两章包含着他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批判，他在这里同亚当·斯密的贯串其全部著作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断然决裂，而且通过这种批判得出了一些崭新的惊人结果。”
李嘉图对斯密的批判是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正因为这样，对同时代的庸俗经济学的错误也有直接间接的批判。
另一方面是对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论的批判，这是对异己或他者的批判。
李嘉图所处的经济时代是工业化第一阶段，生产力发展已经导致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型，而竞争又日益剧烈，这迫使工业资产阶级必须加紧提高积累率。但土地所有者阶级仅仅依据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从工业资本家手中分割了大量的地租，限制了资本家的积累，而马尔萨斯还提出一系列鼓吹不劳而获的理论。因此，他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他们。李嘉图认为：“土地所有者，……在工业世界中却是无用的赘疣。”“他证明，地主的利益是同现代社会的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
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给予很客观的评价：
其一，有明显的历史性。“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一旦这个历史时期结束，原先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尖锐化，资产阶级学者的任务就发生根本的变化。由是，原先的古典学派开始庸俗化，随之，它固有的批判性就走向衰微了。它又是阶段发展的：斯密和李嘉图所处的经济时代不同，所以批判的主要对象不同。这又导致李嘉图在对斯密的批判中发展了政治经济学，增加了对内批判的内容，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包含有自我批判的维度。
其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李嘉图很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这种进步使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李嘉图也是欢迎的”。马克思认为，这就是科学上的诚实。
其三，具有一定的战斗性。李嘉图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特别反对土地所有者从资产阶级手里攫取日益增加的地租，以至于表达了废除土地所有权的强烈愿望。
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彻底批判性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虽然也曾批判过重商主义，但那纯属资本主义的自我批判，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改革。随着两大对立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早已化干戈为玉帛了。所以，这两种批判，最终都演变为一般的批判性。
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对古典学派的继承，又是对它的批判性的批判。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理论进行批判的时候，流行的理论却在整个社会占有了巨大的地盘。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一方面要使自己的理论彻底科学化，另一方面还要挤进思想理论界，在批判资产阶级理论的同时拓展自己的地盘。
马克思的科学批判是基于唯物辩证法而实施的，在他看来：“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的批判性，来自对无产阶级的代表，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意识，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超越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批判才是彻底的。
《资本论》的批判是全方位的。
首先，马克思代表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实施彻底的批判，并且还诉诸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武器的批判。他的科学的批判是由对象本身的自我批判性质所决定的，所以不但具有客观性，也具有主观性，带有阶级性。正因为这样，马克思的批判既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既伴随着直接的恐怖，也存在着潜在的进步。
其次，是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包括他所继承的东西。一方面，是对黑格尔的透彻批判，恩格斯相应地指出：“马克思……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为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另一方面，“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
对庸俗经济学批判不用说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理内核，包括它的批判性，他也持科学批判的态度。
马克思指出，他们的历史观是唯心的，所以其理论研究的对象、方法、内容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而无论其中包含的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批判，都不彻底，有缺陷。
从其对象看，他们所研究的是自然的过程，因而将商品生产、工业化等一般过程和资本运动特殊过程混为一体，将两种过程的规律混为一谈。
关于古典学派方法的错误，比较突出的是在“抽象力的运用”上。在李嘉图那里，“抽象还不够深刻，不够完全，因而当他……考察商品价值时，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各种具体关系的限制”，而且“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马克思称前者是“抽象力不足”，后者是“强制抽象”。
马克思还全面地批判他们理论研究内容的错误，特别是将抽象性的范畴与具体性的范畴混为一谈。这种错乱，导致他们不能正确地处理抽象的内在规定与比较具体的外在的社会表象之间的关系，很难正确地联系实际。
即使对古典学派的批判性，马克思也是既肯定又批判。他既肯定古典经济学指出萨伊“三位一体公式”的错误，又指出：它“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中。”
马克思还指出，古典学派的批判性与它所代表的资本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较为发达阶段，他们的批判性也就丧失殆尽。一旦丧失了批判性，它的历史使命也就完结了。
再次，他的批判还包含着建树。他自豪地说：“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在《资本论》中，有许多问题是通过批判而深化的。
最后，马克思的叙述即逻辑过程本身也是批判的。他自豪地说：“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
马克思全面的科学批判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既有价值论层面、认识论层面，还有方法论层面，是狭义的批判与广义的批判紧密结合。
他的批判又是历史的。《资本论》的整个理论过程是分阶段上升的，同时又是对象范围、研究条件、理论规定的分阶段上升，体现了一种有生命力的不断发展、自我批判。
他的批判是彻底的，全方位的。通过批判庸俗经济学“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的错误，他阐明了对象的内在规定在流通中、在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中，在资本家的日常观念中必然颠倒表现，从而能合理地用对象的内在规定来解释社会表象，也从而更具有说服力。
马克思既有对他者的或异己的批判，也有对自己的自我批判。特别是他通过研究阶段的上升来推动理论规定的上升，因此所形成的理论规定不是一成不变的。
四 现代政治经济学不能缺乏批判性
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并不缺乏自我批判。新中国成立之初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理论，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自我超越。进行改革开放，更是实践上的自我批判。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些都是对原有基本理论的超越和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实质上是离经不叛道，是沿着原有的基本理论逻辑的发展，并且是在特定的区间内的发展。
现在，必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批判性。理论的发展不单纯是自身的发展，还要在对别的理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展现自己的优越性和战斗力。因此，批判地对待西方各种理论和社会思潮的挑战，批判地将其中某些有借鉴意义的东西分离出来并加以改造，并且毫不留情地批判它固有的、违背中国国情的错误并清除出去，已经成了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面前的重要而不可推卸的任务和责任。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特别是政治经济学都缺乏正面的、直接的批判。一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教条化、僵化、崇拜化很少批判，对宣扬私有化、自由化、完全市场化的错误倾向不敢批判，不想纠正。另一方面，国内学术界对不断涌现的许多违宪、违法的观点、做法，对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做法都听之任之，放任其自由膨胀。随着西方经济学精髓的中国化，许多似是而非的提法、做法也进入了相当多的政策之中。但人们却缺乏警觉，更缺乏批判。
当前最大且最重要的问题是，很多人有意改变宪法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法律，极力降低国有企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比例和地位。很多人将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归罪于国有企业，更将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与国有企业联系起来。对这种怪论和逆流，不进行彻底的批判就不能引起社会的注意和抵制。
谁都不能否认，改革开放才进行30多年，社会财富却过度、过快地集中于少数富人手中。这至少意味着改革过程中有些措施没有跟上，有些措施本身存在着缺陷。有些人对改革本身的理解和阐释也存在问题。例如有人将“转型”偷换为“转轨”，有人提出改革就要改革一切。对这些思潮，应该进行批判，否则改革就变成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了。
现在，苏联和东欧各国已经提供了将改革变成改制而失败的事例，而我国也出现公有制失去依照宪法、党的各次代表大会规定的应有的“主体”地位，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居高不下的趋势已成定局、扭转艰难，……这些事实虽然不会将所取得的成就掩盖或抵消，但也充分地表明，对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至关重要。
现在，有人接过“包容性发展”的口号，大讲特讲“包容”。但又完全撇开谁包容谁、什么包容什么的问题，撇开为什么要包容，包容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但是，缺乏包容主体和包容度的规定，包容就变成可以随意解释的似是而非的概念了。难道要数量很大的穷人包容已经富得流油的富人继续以几何级数增加其财富、而自己必须继续相对贫困？
现在，人们在大讲特讲“共享文明成果”的时候，也照搬西方人的说法：“做大蛋糕，分好蛋糕”。但事实却是，许多穷人根本不可能参与分蛋糕。而且分蛋糕是要按照一定“游戏规则”进行的，没有资本、实力的人没有权利参与这种“游戏”。
总之，现在的情况是，公有制“主体”不成主体，“基础”不成基础，应“为主”却没有为主。文明成果共享不是“共同共享”，而成了“按份共享”，以至于公共部分也这样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共享成了“供（少数人）享”。对这些不是少数、局部、偶然的情况，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所当然地要进行必要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