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下一步会如何？

当然，中国的经济再平衡还处于初级阶段。根据我们的估算，2010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例为52%，还远远低于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70%～90%的普遍范围。而工资收入的持续调整会成为缩小这个差距的部分原因。众望所归的未来的利率市场化，也将提升存款利率水平，并进一步促进经济再平衡。不过要想完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改变，比如采取措施在初次分配之外进一步改善收入不均，进一步发展包括养老金、医疗保险和教育在内的社会福利体系，以及推进金融体系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

工资水平的提升所构成的第一轮成本冲击已经带来了显著的经济结构调整。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要么在寻求迁入西部省份或其他低收入国家，要么在实现产业价值链上的升级转型。但由于内陆省份的生产成本同样在快速上升，中国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出口导向部门的产业的萎缩很可能比之前的众多预计来得还要快。

由资本成本和能源价格增加所构成的第二轮成本冲击，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成本趋向于正常化的上升过程背后所反映的仍然是中国经济的大规模的资源错配，而重工业和高杠杆率产业尤为明显。这些行业中的绝大多数企业是建立在被扭曲的激励制度上的国有企业，一旦资本和能源成本上升，其中一部分看似利润充裕的公司就可能陷入财务困境。而这将无可避免地带来大规模的行业整合，甚至不排除导致中国发生经济改革以来的首次经济衰退。

然而，经济的再平衡并不会像一些研究者（Pettis, 2013）所预期的那样，成为经济开始进入停滞阶段的标志。不妨以金融抑制为例，它在压低了正规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的同时，也抬高了正规部门之外的资本成本。因此，资本成本趋向于正常的过程虽然会导致国有部门经济活动面临一段时间的萎缩，但同时也会增强非国有部门获得信贷的可能性，降低它们的资本成本，使相关的经济活动繁荣起来。值得读者注意的是，非国有部门的工业产出现在已经占到了全国总量的80%。

在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万里长征中，经济增长成功转向“新常态”的过渡将仅仅是中国经济迈出的第一步。在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且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当下，中国经济将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一般来说，可以将“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为经济体在低附加值产业上逐渐失去竞争力，而又难以成功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时所面临的两难处境（Zhuang、Vandenberg和Huang, 2012）。无限劳动力供给、低成本优势和进口的快速增长这三项重要条件支撑了经济过去的快速成长，而在它们逐步消失的现今，中国的产业部门已经感受到了明显的压力。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分析报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88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只有13个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对中国继续保持相对高速经济增长的怀疑建立在以下一些理由上。首要的担心是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失衡、低效率与不平等问题得不到迅速改善，可能将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然而很不幸，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提高增长质量上的政策努力实际收效甚微，起码是在官方数据上没有得到体现（Lardy, 2012）。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增长模式的改善是可能实现的，但必须要以经济的显著放缓作为代价（Pettis, 2013）。

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之外，第二个忧虑是政治改革缺乏进展。以往的改革模式已经走向吴敬琏称作的“国家资本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垄断、腐败和不平等问题的不断涌现。国有企业就是一个攫取型经济组织的典型代表，通过压制成本价格，以及限制其他竞争者对其贸易和商业领域的进入，获取了垄断利润。更为危险的是，除非发生强烈的社会震荡，中国经济可能因为缺乏摆脱这种经济路径的足够动力，从而被迫在老路上越走越远。如果缺乏必要的政治改革来改善现有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中国的经济增长迟早将陷入瘫痪（Acemoglu和Robinson, 2012）。

第三个忧虑在于中国产业创新和升级的潜力。截至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还主要依赖于低成本的相对优势、持续增加的投入以及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所提高的生产力水平（例如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迁移）。但克鲁格曼在1994年的文章中已经指出，建立在资源流动性改善上的经济增长天然是不可永久持续的。那么科技创新能否替代资源流动性改善，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呢？成千上万的劳动力移民们受教育水平上的不足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限制。如果他们失去在低技术要求的制造业和建筑业上的工作，可能难以获得在高科技和高附加值行业的就业机会。此外，外资公司所一直抱怨的中国法律环境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欠缺，也同样可能会限制科技创新的动力。

虽然这三方面的担忧都是实实在在的，但也不应当被过分夸大。尽管经济再平衡尚未得到投资者和经济学家们的充分认知，但它实际上已经悄然发生。而未来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出发的进一步放松要素市场，以及推进政治改革的努力，则会使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过程日臻完善。

消除腐败和保持政治稳定性都需要政治改革，但中国的政治改革在近期似乎还不太可能采取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目前的政治体制下经济增长的潜力也似乎已经发挥殆尽。要保持经济增长，经济组织极其关键，但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所需要的最优的组织机构其实并不一样。二战以后，适用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组织形态被推崇备至，并作为华盛顿共识被灌输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应用，然而其结果却难尽如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科技创新和科技追赶所需要的组织类型可能是不同的。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在人均GDP处于6000美元的水平下，中国可能还可以凭借科技追赶来释放很大的增长潜力。

仅就创新而言，中国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科技腾飞要早得多——中国在人均GDP刚刚触及3000美元的时候，科研投入占GDP的比例就达到了1%，而一般而言，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达到相同的科研支出比例时，人均GDP平均都达到了8000美元。即便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也已经在研发投入、专利授权和研发效率（用专利授权和研发费用的比值来衡量）方面处于领跑行列。持续性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已经在包括手机通信、大型机械制造和信息技术行业在内的一大批产业中出现。当然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是对科技创新的一大拖累，不过中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知识产权诉讼的数量也在飞速增长。而根据国际经验，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将能显著促进本土创新。

我们认为未来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在于提高劳动力质量，或所谓的人力资本。中国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的产业升级会持续将雇员从劳动力密集型部门转移到资本密集型部门，并进一步转移到科技密集型部门。中国的既往经验表明，将工人从第二产业内的劳动力密集型部门转移到资本密集型部门，平均需要1.3年的教育年限；而进一步将其转移到第三产业中的科技密集型部门还需要另外4.2年的教育年限。但人力资本只能是缓慢地完成积累，以中国1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例，1990年的数字是6.24年，在2000年升至7.56年，十年内净增加了1.32年，而十年后的2010年则升至8.9年，比2000年增加了1.34年。

目前中国共有2.6亿农民工，绝大多数只有初中学历。在工资快速上升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能在高附加值产业岗位中谋得一席之地，将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检验。若劳动力不能进入高附加值产业，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不仅将陷入迟滞，甚至可能会面临大规模的失业问题。因此，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质量应当是未来十年、二十年政策上优先考虑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