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 外国文献

1．关于生产的碎片化

Jones等在1990年提出了生产碎片化的概念。Faustino等（2011）提出，当最终产品的生产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时，生产的碎片化就出现了，而外包与生产的碎片化在语义上是一样的。他们的研究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近1/3的进出口贸易发生在跨国公司的下设机构之间，这种由生产的碎片化所导致的产业内部的垂直化交易在汽车产业表现得尤为明显。Kimura等（2007）研究了东亚、欧洲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制造业碎片化问题，他们的结论是产业内的垂直化贸易的程度与人均GDP、收入及地理远近有关，他们发现由于东亚国家之间工资水平的差异程度高于欧洲国家，所以东亚国家之间更多的是产业内的垂直贸易，而欧洲国家之间更多的是最终产品之间的贸易，即东亚国家制造业碎片化程度更高。Faustino等（2011）研究了葡萄牙的汽车制造业，认为人均GDP与运输成本是影响汽车制造业碎片化的主要原因。

2．关于生产性服务的外部化（服务外包）

西方学者运用从斯密到斯蒂格勒的关于劳动分工的学说解释了制造业从外部购买生产性服务的原因，认为专业化带来的效率与规模经济降低了生产性服务的价格，刺激了制造业从外部采购生产性服务。Abraham等（1996）分析了生产性服务外部化的三个原因：一是减少人员及各种设备的投入；二是便于安排生产，使企业能将生产能力配置在核心产品的生产上；三是有些服务由于技术的原因无法在制造业内部获得。Neu等（2005）指出，在西方的制造业中，柔性化生产、归核化以及生产技术的日益复杂导致了服务与制造的外包。Faustino等（2011）指出，许多研究表明，外包收益的70%由外包方获得，而接包方仅能得到另外的30%的收益。

3．关于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的经济技术联系

Marshall等（1987）则认为，生产性服务有助于制造部门获得技术、产品、流程的投入以应对市场的变化，也有助于制造部门降低组织、管理与信息方面的风险。Freeman（1991）研究了发达国家市场的情况后，发现越来越多的创新型企业成为生产性服务的购买者，这彰显了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之间的技术联系。Tyson（1993）认为这种联系对于制造部门的创新，尤其是在新产品研发领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MacPherson（1997）研究了服务外包在美国纽约州制造业创新中的作用，提出来自外部的生产性服务促进了纽约州制造业的创新，而地理距离的远近会影响制造业获得这些来自外部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生产性服务的效率。Guerrieri等（2005）提出，生产性服务部门竞争优势的形成取决于制造部门的结构，因为某些制造行业会密集地使用生产性服务。

4．关于制造业的服务化

Wise等（1999）很早就注意到诸如通用电气、可口可乐、诺基亚等企业开始向消费者提供各种服务，如保养、操作、升级、金融等。例如，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里面，IBM不仅提供硬件产品，更提供软件产品，可以说它为客户提供的是结合了产品与服务的整套的IT解决方案。制造企业之所以热衷于提供服务产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服务产品的利润是制造产品利润的30倍。Reiskin等人（1999）提出，制造业的服务化意味着重新构建供应—客户关系，不再是一味追求物质产品销售的最大化，而是要努力建立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去共同分享物质产品消耗减少所带来的利益。Day等（2000）则进一步指出，制造企业提供的这些服务不仅是一些依附于产品上的、便利产品使用的服务，它们还提供增值服务。Vargo等（2004）明确指出这些服务应是能够整合产品，提高产品的使用功能的高增加值的服务。Yang等（2013）提出为了应对经济变迁与结构调整，制造业必须关注那些能够带来高增加值的生产环节，因此有竞争力的制造企业均开始实施高端服务化战略，根据企业产品的不同，将企业的生产重心向价值链的两端延伸、外包非核心业务、出售某类资产等。

5．关于产业集聚

Pouder等（1996）将产业快速集聚的地区称为“热点”，认为大量创新型公司的涌入是产业快速集聚的标志。他们将产业集聚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产业集聚开始形成、集聚活动的收敛以及公司重新定位或产业开始衰退。Cater（2005）研究了北卡罗来纳州西北部与弗吉尼亚州的家具业的产业地理集聚问题，认为家具业最初是基于劳动力成本而集聚于此，现在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外移。此外，家具产业集聚特征明显，集群内的企业均从生产性投入与物流的易得性中获利。Glasmeier等（1994）认为，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不仅能够提高制造业的生产力，而且其在一个地区的兴起还能刺激本地区其他产业的发展。Hitchens等（1994）的研究同样表明，缺乏生产性服务企业集聚的地区是无法支撑当地新兴产业的崛起或已有产业的创新的。

6．关于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定位

Coffey等（1991）指出，服务的提供商与接受商之间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是服务产业的重要特征，而这种沟通与交流的成本则构成作为中间产品的生产性服务的潜在的主要成本。Venables（1996）研究了产品之间具有垂直关系的产业之间的区位问题，他指出下游产业是上游产业的市场，所以上游产业有接近下游产业定位的激励；而下游产业也可以通过与上游产业在区位上的接近而获得一个好的价格。因此，市场与价格这两个因素促进了上下游行业在区位分布上的衔接。MacPherson（1997）提出，经验研究表明，产品的成功往往得益于对企业外部因素的利用，即市场的正外部性的大小有助于企业新成品的成功。因此，外部资源丰富的企业更具有创新性，而外部资源贫瘠的企业在创新上要面临更大的风险。Andersson（2004）以瑞典2000年的就业截面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探讨了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的协同定位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当一个地区制造部门的雇员密度上升时，也出现了生产性服务部门雇员密度的上升，即这两个生产部门在区位分布上具有一定的协同性。

二 国内文献

1．关于生产的碎片化、价值链

陈爱贞（2008）指出，发达国家制造业大量的离岸外包与外商直接投资（FDI）活动加速了全球产品价值链的碎片化与空间重组。范爱军等（2008）认为，这种产品价值链的碎片化与重组导致了产品内分工，而所有这一切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分工，即生产要素的价格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产品价值链碎片化的程度以及重组的方式与地点。秦升（2012）也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来自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面临着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又保留高端制造环节的挑战，垂直非一体化以及归核化的思想应运而生。来自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跨国公司通过FDI和外包将产业链深入到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可利用当地低廉的劳动力资源降低制造企业的总成本；另一方面又可通过技术壁垒、专利保护和知识产权将附加值高的高端制造业维持在国内”。刘志彪（2011）指出：“在技术、市场和品牌等硬约束条件下，我国本土企业往往把贴牌代工生产作为次优战略选择，从而与国际大买家（主导企业）之间形成俘获型的GVC治理模式。在该模式中，作为供应商的我国企业的租金收益来源于：（1）在与发包方互动的过程中，通过干中学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2）代工生产的收益相对稳定且风险较小。（3）快速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

范爱军等（2008）运用Hummels关于产品内分工的界定与计算分析方法对中国1997～2006年制造业产品内分工的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制造业虽然参与产品内分工的程度加深了，但所占据的均为低价格与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低价格的劳动力要素构成了中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分工的比较优势。文东伟等（2009）的研究也证明了上述观点，他们利用1995～2005年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及1995～2006年中国24个制造行业的贸易数据，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垂直分工对贸易的影响，认为垂直分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但是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仍来源于低技术制造业。

2．关于生产性服务的外部化（服务外包）

何青松等（2011）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分离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内部规模经济的原因，此时由企业内部提供生产性服务将造成巨大的不经济；二是自身能力的原因，制造业无法从内部提供需要专门知识与专家经验的生产性服务；三是企业自身管理的原因，通过外部化制造企业可以更加专注于核心业务，提供更加差异化的产品，以巩固与扩大市场优势。对于生产性服务外部化的途径，乔均等（2009）认为其主要是通过服务外包的方式进行。黄莉芳（2011）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成本优势基础上的专业化分工是两者分离的经济动因；外包是生产者服务业专业化服务于制造业的组织形式和途径”。

詹晓宁等（2005）提出“服务外包是跨国公司 ‘归核化’（Refocusing）战略调整的副产品”。张磊等人（2006）认为，服务外包的兴起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其导致服务更加方便储存与运输，从而使服务的生产可以被分割为更小的单位，而且生产者与使用者在时空上可以分离。孙晓琴等（2010）提出，早期的外包动因是寻求成本的降低，但“随着外包业务层次提高和合作程度的深入，寻求高质量的专业服务成为跨国企业更为关注的焦点”。王晓红（2011）认为，企业外包部分业务的主要目的是不断增加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而成本、归核化等均是其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因此企业会基于竞争的考虑而外包其所有的业务，甚至是核心业务。一方面，“随着消费市场的日益发达，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不断提高，要求企业提供的产品越来越柔性化。因此，为了迅速提高市场开发能力，企业开始将核心业务外包给专业公司”。另一方面，“外包核心业务成为发展中国家构建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手段。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设计十分薄弱，往往采取向发达国家外包，然后购买其知识产权方式取得所有权”。

高传胜等（2008）研究了与世界经济服务化趋势相悖的中国逆服务化问题，即中国生产性服务的占比并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提高的现象，认为其中的原因一是内部化现象严重，二是国际代工模式对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压制。而内部化现象严重，是由于生产性服务市场竞争不足所导致的外部提供的服务产品无法满足企业的需要而不得不通过内部提供的办法解决。

3．关于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的经济技术联系

周丹等（2009）提出有学者运用迂回生产理论研究了生产性服务部门对于制造部门的作用机理，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提高了迂回程度，并渗透在产业价值链的上游供应商、下游分销商等众多环节中，占据着提高制造业产品附加值的关键位置，是产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产品差异化的主要来源”。黄烨菁（2010）论证了先进制造与生产性服务的关系：首先，认为先进制造出现的背景就是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的深度整合，这种整合表现为信息技术革命、制造业的服务化以及在产品价值链中跨国企业的重心已由生产环节转向研发、营销等环节；其次，从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与制造服务化三个方面论述了“先进制造业”的内涵，认为先进制造业的特征是能够凭借外部高度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实施优化企业资源、提高创新效率、重塑产品价值链等获得竞争优势的活动。何青松等（2011）研究了生产性服务部门对制造部门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认为人力资源、交易成本、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生产性服务企业的集聚程度决定了生产性服务部门对制造部门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秦升（2012）认为，虽然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发展得益于制造部门的扩张，而且双方关系日益密切，但生产性服务部门绝非制造部门的附庸，它是独立于制造部门的一个全新的生产部门，其赢利的水平甚至已经远超制造部门。陈建军等（2011）提出，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之间存在两种关联：一是需求关联，制造部门为生产性服务部门创造了市场；二是成本关联，制造部门围绕生产性服务部门进行定位，有助于降低制造部门获得生产性服务的成本。

4．关于制造业的服务化

冯泰文（2009）认为制造业的服务化，即“服务型制造是为了实现制造价值链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增值，通过产品和服务的融合、客户全程参与、企业相互提供生产性服务和服务性生产，实现分散化制造资源的整合和各自核心竞争力的高度协同，达到高效创新的一种制造模式，它是基于制造的服务和面向服务的制造”。高传胜等（2008）分析了制造业服务化的成因，认为主要是因为随着制造业生产环节技术含量的提高，装配加工环节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为降低，因此这一环节价值增量也相应减少，更多的劳动力要被转移配置在产品价值链的其他环节，也就是位于微笑曲线两端的那些服务环节。简兆权等（2011）认为制造业服务化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企业面临的来自产品价值链其他生产环节的竞争，不得不依靠向高增值的生产环节攀升维持其竞争优势；二是企业面对消费需求的升级，不得不增加生产性服务投入扩大实物产品的功能，不断改善消费者的使用体验。

顾乃华（2010）研究了生产性服务外部化与制造业服务化的关系问题，指出：“工业企业价值链整合能力越强，其通常越不倾向于将服务环节这一利润增长点外置；即使选择服务外包，通常也局限于那些非核心的服务性经济活动。事实上，服务外包与工业企业服务化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并行不悖的两种趋势。在很多工业企业纷纷将服务环节外置的同时，也有部分工业企业通过企业再造和并购重组等方式，从销售产品发展成为提供服务和成套解决方案，部分工业企业甚至实现了向服务提供商的转型。”

5．关于产业集聚

关于技术溢出，王德鲁等（2009）运用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从装备制造业的行业特征出发，研究了装备制造业集群的内部结构，认为装备制造业集群是三层耦合的网络结构，具备三个层次的耦合：一是企业之间的耦合，二是产业之间的耦合，三是企业与区域社会的耦合。他们认为，在这样的耦合结构中，存在技术溢出与知识学习的现象，即产业集聚会促进产业的结构升级。杨菊萍等（2009）研究了产业集群内部知识扩散的路径、中小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等对集群内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认为技术溢出与知识扩散对创新的影响取决于集群内部中小企业的吸收能力，“企业吸收能力弱时，龙头企业知识通过非正式交流进行扩散能够实现有效的创新带动。企业吸收能力强时，龙头企业知识通过协作关系进行扩散能够实现有效的创新带动”。

关于制造业的集聚，杨洪焦等（2008）对1988～2005年中国18个制造行业的聚集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产业聚集度与交通运输条件、平均企业规模、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经济开放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江曼琦等（2008）利用天津滨海新区32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产业之间的关联是导致产业空间集聚的最重要因素。吴三忙等（2010）研究了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地理特征，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度明显提高；中国制造业地区专业化分工格局基本形成，高外向度的制造业在东部地区集聚，而在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中，低外向度、低劳动密集度的制造业相对其他类型的制造业比重要高。

关于服务外包业的集聚，林略等（2007）认为，服务外包业集聚发展的动力源于成本优势、公平竞争、信息的获取与创新、人才引进等方面，“技术服务的集聚区主要建设在一些产品技术要求较高的制造业工业园区附近，并且该地区的技术研发能力要比较强，如在高校和科研机构比较多的地区，这样才能够保障技术服务集聚区输出服务的质量和数量”。江曼琦等（2008）认为，产业集聚的利益主要来自外部经济，所以区域产业政策不能仅仅关注一般的投资环境的改善，而应关注整体产业环境的创造，即促进产业关联效应的发挥，通过市场化、降低交易成本等措施，鼓励服务外包业的发展。陈建军等（2009）利用2006年中国22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截面数据，对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部门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密集度、信息技术水平、城市和政府规模对生产性服务部门集聚有着显著的影响。

6．关于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定位

陈建军等（2011）认为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在选择区位时是相互影响的，即：“这两个产业在空间定位或空间布局上的联系，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协同定位的关系。”他们利用浙江69个城市2004年与200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计量检验，结论是：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的协同定位效应受城市规模及交易成本影响，一是生产性服务部门在大城市有比较优势，而制造部门则相反；二是制造部门通过靠近生产性服务部门集聚区选择定位而降低交易成本，而生产性服务部门则通过靠近城市中心选择定位而降低交易成本。

7．关于中国制造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何哲等（2008）研究了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危机，一是低廉的劳动力优势的丧失，二是制造业低水平扩张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三是面临印度等新兴国家与地区的激烈竞争，四是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引进对本国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削弱。李金华等（2010）提出，中国制造业存在“庞大的生产规模与欠优的产品结构、较高的增长速率与偏低的生产效率、行业的门类齐全与战略性制造行业的薄弱、发展的强劲势头与发展持久力的隐忧、制造品出口量的巨大与国际竞争力的薄弱”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宾建成（2013）认为，中国制造业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没有核心技术、劳动生产率与规模化程度低、缺乏具有强大世界影响力的大型企业。对于决定中国制造业整体素质的装备制造业，苗圩（2009）认为，其同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比如国产装备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不高，低于60%，许多高端制造设备和技术还严重依靠进口。金碚（2010）特别指出，制造业存在的很多问题本质上是改革的配套问题，是由“工业率先改革开放而其他大多数领域相对滞后所产生的”。

关于中国制造业整体素质不高的原因，陈丽新（2010）认为制造部门快速扩张与生产性服务部门迟滞发展之间、过分依赖价值链低端环节与结构升级之间、思想和制度落后与产业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制约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刘志彪（2011）提出，由于中国制造业被“俘获”在国际价值链（GVC）的低端，因此其很难在国际价值链的链条上实现攀升。杜宇玮等（2012）通过研究我国的代工产业，解释了出现这种低端锁定的机理，他们认为要素、市场与价值链的锁定导致中国大量的代工企业只能利用劳动力等低级生产要素，不得不通过为国际大公司加工贴牌产品而进入国际市场，注定要被锁定在产品价值链的低端。周晔等（2012）指出，中国高端制造业缺乏核心技术、知名品牌和创新能力，因而对外依存度高且产业链不完整，其原因在于，研发投入低、生产性服务部门不发达、区域间产业分工协作不够、国际分工形成的价值链低端锁定及产业政策体系不够完善。

8．关于中国服务外包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吕志胜等（2012）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服务外包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从需求角度，一是终端消费没有放大直接影响了包括生产性服务在内的生产消费的需求，二是以资源消耗和要素驱动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极大压缩了对生产性服务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从供给角度，一是生产性服务领域存在的行政垄断与严厉管制导致市场化程度不高、供给不足，二是研发投入不足导致服务外包业整体创新较低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三是对于服务外包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人才培养、知识服务机构、信息传送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肖文等（2011）研究了中国生产性服务的需求规模与结构，认为：“制造业发展落后和制造企业传统的组织结构导致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规模较小和层次较低；代工生产和加工贸易模式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使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缺乏有效市场需求的支撑；服务业本身发展不足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的 ‘自我增强’。”宋丽丽（2012）分析了中国服务外包业存在的问题：一是结构上主要以承接信息技术外包（ITO）为主，而承接业务流程外包（BPO）较少，反映了中国服务外包企业为客户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二是业务来源以日本市场为主，较少承接欧美市场的发包业务；三是中国服务外包承接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直接影响了在国际服务外包市场上的竞争力。

关于其中的原因，胡昭玲等（2010）认为，人力资源素质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影响了中国服务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宋丽丽（2012）指出，一是服务外包业人才供给与需求结构失衡；二是金融政策对服务外包承接企业支持力度有限，使中国企业往往因资金问题而影响对服务外包业务的承接；三是中国知识产权法律执法力度较低也影响了国际大企业对华进行服务外包；四是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整体成熟度不高，比如缺乏高效率的中介组织。

9．关于中国制造业与服务外包业发展路径的选择

吕铁（2013）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变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一是现有的由低工资、廉价资源及高环境污染容忍度构成的比较成本优势加速削弱；二是新兴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加大；三是适应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薄弱。李金华等（2010）提出，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要瞄准世界制造技术的先进水平，在保持传统优势行业的同时，通过关键技术创新和重点工程建设强力发展战略性行业。陈丽新（2010）认为，信息技术、资源约束、市场竞争等因素导致制造业的发展出现三个新的趋势，即敏捷制造、循环制造以及与服务业相融合的趋势。金碚（2010）指出，中国制造业升级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表现在体现“精致制造”与“清洁生产”的战略机制、工业素质和企业文化方面；二是表现在新的专业化分工优势方面，而新的专业化分工优势是在产业链不断分解与重构、加速信息化以及大力推进生产性服务部门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对装备制造业，苗圩（2009）提出了一个包含五个内容的发展路径，即技术创新、国产化、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组织创新以及国际化。胡静寅（2009）从产业创新角度提出，研发投入不足、企业创新意识不强、创新机制不完善等仅是创新能力不足的后果而不是原因，市场结构才是中国制造业创新不足的原因，实证研究表明集中度高的行业的自主创新、新产品开发及技术改造能力均高于集中度低的行业，因此“国家应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创造一个装备制造业发展需要的，以促进有效竞争为基本目标，产业内适度集中，企业间充分竞争，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寡头主导型市场结构”。刘志彪（2011）从产品价值链的角度提出，应依托国际价值链构建基于国家价值链的制造业升级路径，认为要努力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促使企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领先企业；降低制度成本，促使企业由依靠国际价值链转向积极构建国家价值链；规范国内政府的竞争行为，为企业构建国家价值链提供准确的激励陈爱贞（2008）。认为中国制造业须“依托产业链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增强本土装备制造企业的价值链 ‘环节’市场势力”。黄莉芳（2011）认为：“构建基于国内市场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完整NVC分工体系，最迫切和最核心的问题是建立高端生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产业的联动机制。”

赵蕾（2012）指出：“全球服务外包行业已从传统的单纯IT软件外包逐渐过渡到商业流程外包和知识流程外包，而且要求外包企业专业综合能力越来越强。‘十二五’期间，服务外包行业发展的关注点将扩展到医疗、金融、法律、招聘流程、汽车以及电子商务、媒体和电信等，但是IT外包仍然占据外包行业的主导地位。”

10．关于对福建省的相关研究

蔡秀玲（2009）认为，福建制造业具有区位、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但也存在产业规模小、产业集群层次低、技术创新能力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分工协作程度低等问题。罗辑等（2006）的实证研究表明，福建的“竞争优势产业大多是技术层次不高的传统技术型产业，而以光电、软件以及生物制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力尚没有显现出来”。石爱虎（2013）分析了福建制造业在全国的地位，结论是其在整体上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轻纺、食品、冶金等传统行业竞争优势明显，但主导行业中的通信、电子、机械、石化等行业竞争力偏弱。

罗萍（2008）认为福建服务业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与第二产业存在较大差距；二是吸纳就业能力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仅为其1/3左右；三是传统服务业仍占主导地位，现代服务业的比重还比较低；四是服务业的开放水平不高；五是各个地区服务业的发展不平衡。谢琼（2012）认为福建的生产性服务业存在如下三个问题：一是总体规模不大，“以2010年为例，当年福建省制造业增加值5731.47亿元，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仅3002.13亿元，与支撑制造业发展所需的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尚有47.6%的差距”；二是结构较低，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在全部生产性服务业中的比重在50%以下；三是地域发展不平衡，福州、厦门与泉州生产性服务的产值是其他地市总和的2倍。

李碧珍（2008）对福建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加快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等角度论证了福建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业的必要性，认为福建发展服务外包业具有区位、金融、电信、人才、园区建设、制造业基础等优势。福建省发改委（2007）的一项研究表明，福建服务外包在软件外包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而存在问题表现在：一是总量不大，与其他城市差距明显；二是结构单一，业务流程外包薄弱；三是自主创新和产业链配套能力弱，基本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四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滞后；五是政策支撑力度不大，政策的针对性、整体性不强，“既缺乏贯彻国家政策的实施细则，又缺乏具有本地特色的政策措施”。

郑蔚（2012）分析了福建制造业集聚的四个作用机理——资源禀赋、协作共生、规模经济与政府引导，认为福建制造业地区专业化水平低的原因是缺乏大型龙头企业，因此无法集聚产业链内的其他企业。谢琼（2012）认为，长期以来以低端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割裂了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的关联，既造成制造部门对生产性服务需求的萎缩，也造成生产性服务部门发展的滞后。蔡经汉（2013）用投入产出法研究了福建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关联度低，生产性服务部门存在对制造部门的单向依赖关系，制造部门的生产性服务投入较低，特别是信息化水平不高。

三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国内外关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与服务外包的文献从不同角度、基于不同的理论、运用不同的方法对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这些文献分别从微观与宏观层面研究了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系，回答与解释了下面几个问题：一是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认为生产性服务可以促进制造业的结构升级与竞争优势的形成；二是服务外包问题，认为生产性服务的外部化有助于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效率的提高；三是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认为两个产业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四是关于福建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的关系问题，认为福建第二、三产业的关联性低，产业配套能力不强，影响了福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

现有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系时忽略了特定地理空间对这两个产业关联关系的影响。现有的文献中，除了少数对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协同定位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外，大量的关于这两个生产部门之间关系的研究均仅是一般性地探讨了它们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而没有在一定的区域范围的限制下去分析这二者的协调发展问题。其中的原因基于如下的认识，即研究者认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运输成本的降低以及贸易的自由化，生产性服务产品的生产与制造产品的生产已经可以实现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他们的研究潜在的假设是，制造业从本地获得生产性服务与从外地获得生产性服务的效率是一样的。因此，他们的研究就不再考虑区域因素对这两个产业关联关系的影响。但是，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将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增加，而且这一成本的大小还要受到区域既有的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产业分布状况、产业组织情况、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制度环境等一系列条件的持续、深入与广泛的影响。当这种成本的增加达到临界值时就会阻断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本应存在的产业关联关系。因此，只有将区域因素纳入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关系的研究框架，才能准确解释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发展问题。

二是对服务外包的研究普遍忽略了当地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即忽略了服务外包业与当地制造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大量关于服务外包的文献均仅涉及国际服务外包，而忽视了对在岸服务外包的研究。在这样一种理论的指引之下，中国的服务外包业过分强调对离岸业务的承接，而无视对本地市场的开拓。缺乏与当地制造业关联的服务外包业的发展路径是畸形的，最终必然导致中国的服务外包业与中国的制造业一样被锁定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因此，对服务外包问题的研究要在一个协调发展的视野下将当地制造业的因素纳入其研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