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差异性社会共识的困境分析

当代社会共识问题不断凸显的同时，也存在社会共识的困境，这种共识困境不仅有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也有理论的难点。

一 导致共识困境的“极性思维”

从哲学上说，“共识”内含着多样性与统一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复杂性与确定性等内在矛盾和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看来，差异性是事物矛盾对立统一的联系和发展的必要环节，差异性既包含着对立面或对立事物的区别、分化、异质性，又包含矛盾相互转向新统一体存在的可能性。差异性共识包含矛盾的“多样性统一”，内含着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的对立统一。在寻求共识中忽略差异性就会掉入两种极端思维方式的陷阱。

一是绝对主义的“极性共识”，即把差异性共识内在矛盾的对立面割裂开来，从而以极端片面的思维方式，构建绝对统一的“共识”。这种“共识”只看到对立的两极，看不到共识的差异性存在。极性思维在哲学上表现为对世界本质的抽象、思辨的形而上追问，形成本质主义、绝对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最终陷入“二难推理”悖论。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的唯理论与经验论相对立，就是各执理性与感性一端。极性思维的共识在现实社会生活和实践中也颇具危害性，如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个事物或人的认识和判断，会陷入“好”就是绝对“好”、“坏”就是绝对“坏”的绝对化境地。在社会宗教、政治生活中，各种原教旨主义、极端恐怖主义等对立派别，都是极性思维绝对共识的表现。

二是虚无主义的“无解共识”，即将共识内含的差异性扩大为二元对立的两个极端，并将其所内秉的悖论式缺陷的深刻矛盾转换为“虚幻性共识”或对共识本身的彻底否定。如某些西方虚无主义思潮，其本意体现着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及其价值困境的反思、批判和重建的努力，但由于寻求新共识的思维方式并没有跳出形而上的思辨性，最终哲学上的“无解之思”还是陷入传统形而上思维方式的陷阱。如尼采以“上帝之死”开启了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的“价值论虚无主义”；海德格尔以对“深刻的无聊”形而上的追问，进一步深化了“存在论虚无主义”；福柯“人之死”的警示，表达了一种“后现代虚无主义”。实际上，这些虚无主义哲学之思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内置于理性自身的自我否定的虚无悖论或陷阱，即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理性精神和意义“在于将个体生命和现实世界引渡到由自己所悬设的 ‘意义和价值’的彼岸或者未来。然而这似乎是一个 ‘无法给予的馈赠和礼物’，至少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它的追寻仍未如愿。相反，它在给自己锚定引渡最终意义与价值的目的并向它迈进的漫长的历史中，却带来了价值的真空和意义的荒漠。这种内在的冲突结构生成的张力促成了哲学自身的历史演进，而与此同时，也正是这种冲突给哲学带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与生存危机”。

二 西方关于共识困境的三大理论分歧

现实社会的共识困境既来源于经济利益的对立，又有方法论的对立及其关于人与社会的不同假设。寻求社会共识是西方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无论哪一学派的共识理论一般都建立在某种关于人和社会性质的假设及其研究范式上，如人性论、价值论、科学主义、行为主义、结构主义。而哲学本体上的绝对理念、一元论、二元论或多元论等，正是因为这些假设的不同，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得以建立；也正是这些假设的对立，造成了理论分歧与社会共识困境。

从近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历程看，随着近代启蒙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彰显，出现三种不同的社会共识理论取向。一是实证主义科学传统的“真理性共识论”。这种理论以孔德（A. Comte）、斯宾塞（H. Spencen）等社会学创始人为代表，并经涂尔干（E. Durkheim）发展日趋成熟。他们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并没有本质区别，对社会规律及其共识的寻求同样可以通过科学主义实证的方法实现，以社会事实为依据，追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本质和社会规律的真理性共识。他们认为，社会与自然界的发展“遵循着同样的方法论准则，都可以用普遍的因果律加以说明”。“社会学这门学科只有在认识到把社会事实当成实在的物来研究时才能诞生。”所以，在理论取向上，主张以自然科学为标准模式，建立统一的社会知识体系，并由此开创了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传统。二是人文主义解释学传统的“合理性共识论”。这一传统以马克斯·韦伯（M. Weber）等古典社会学家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现象及其发展有其独特的性质和规律，虽然我们本着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但不应与自然科学画等号，而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韦伯说：“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其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因此，“韦伯将社会学的任务规定为试图对社会行动做出合理性解释，并由此形成了人文的、理解的社会学传统”。三是马克思主义开创了辩证唯物的“实践性共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不仅在于用科学方法对现实问题与现象进行理论解释与建构，更重要的在于理论批判与革命性改造。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首先基于对以往共识理论的意识形态批判，指出任何打着公共性旗号的“绝对真理”和“合理性共识”都有其物质利益前提，与经济基础相关。马克思主义主张以辩证唯物主义“总体性分析”方法，在将人类社会历史与现实看成一个总体性发展过程的同时，主张人类社会的发展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内在矛盾。由于内部矛盾的根本对抗性，阶级社会最终通过革命方式超越以往旧制度约束，实现根本制度上的公平正义的社会共识。任何社会共识的正义性解决都在于制度内部矛盾，并通过实践得以检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更强调理论家在改造、变革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当然，也有学者将马克思开创的社会批判理论看作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方法。

西方社会学研究的这三种传统也代表了人们寻求社会共识理论的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三种不同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实证主义的科学理性价值取向注重对社会事实的经验考察与分析，强调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反映了西方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情感、事实与价值、文化与自然、公共与私人等相互分离的二元论特征。人文主义理论传统，关注人的社会主体性、交往性、视域融合性（Fusion of Horizons），认为任何社会共识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社会阶层的影响，注意权利关系以及社会共识的寻求对知识建构和社会改革的重要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理论便不断受到人们的批评，尤其是诠释学、现象学、后经验主义、后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非实证主义思潮兴起，强调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研究必须有强烈的价值介入。而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一方面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实证主义的典范地位；另一方面，各种非实证主义社会理论相互之间也存在严重分歧，各执一端，出现不可通约的困境，难以达成共识。

三 共识困境的现代性解释

虽说有了共同价值观的群体社会不一定就稳定，就不会发生混乱，但没有共同价值观的群体社会肯定不会是稳定的，也一定会产生混乱。在一个多元化、复杂化的现代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博弈，多元价值冲突，也存在不同道德规范诉求，何以达成共识本身是一个难题。寻求共识与共识困境是伴随现代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现实社会共识困境存在三种基本情况。一是“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与共识困境。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价值观日益多元化，传统社会的政治理念、价值观以及道德准则已难以在现代人与人之间达成共识，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与共识困境。二是“主导价值与非主流价值”共识困境。社会改革要顺利进行，其前提是群体要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吻合的核心价值作为精神支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否则社会无法稳定，改革也将导致混乱。为此，如何实现“主导价值与非主流价值”共识是一个新的问题。要在多元文化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体地位和核心引领，达成共识。三是新媒体条件下“主流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共识困境。随着大众传媒时代发展，不同空间、不同类别和不同族群的文化可以同时融入互联网信息环境这个大系统中，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据《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6（2015）》报告，我国互联网已经成为全球最热的“掌上舆论场”，微信开始成为舆论的主要场域。2014年，微信、新闻客户端、HTML5等强势崛起，拥有6亿用户、800万公众账号。日发布160亿条信息的微信，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移动社交工具。此外，QQ日均发送60亿条消息，手机客户端日均启动20亿次。QQ智能终端月活跃账户多到5亿个，增长41%。在移动舆论场中，媒体最显著的变化是从过去的“传播导向”变成现在的“受众导向”。社会舆论格局也更多从“线性结构”演变为多元化或“去中心化结构”。

从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看，造成共识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现代社会的分化与转型。只有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社会共识”才真正作为一个问题而凸显出来。与传统社会结构完全相反，现代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恰恰是“异质性”和“分化性”。这种“异质性”和“分化性”充分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从原来的以政治领域为绝对核心逐渐转向各领域相对独立和自主，从而实现了从“领域合一”向“领域分离”的转向；二是个人的“私人生活”从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分离出来，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存在空间。第一个分离意味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基本领域已从政治领域的强制性统合中分离出来，具有了“自成目的”和“自成体系”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社会整合主要通过各领域彼此的分化和功能上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补充来实现，而不再依赖某种共同道德信仰和情感。第二个分离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个人的私人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承认，并真正成为一个不受公共权力干涉的思想和行为的领域。社会结构的上述分化必然给人们政治生活、意义价值和道德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价值分化”和“道德重构”，即统一性政治共识的瓦解、价值多元和道德存在的多样化。这首先表现为传统强制性、统一性共识的“领域分化”，即社会生活的诸领域不再束缚于某种统一的、强制性的政治道德价值，而是逐渐形成了“领域性”的社会共识。例如，政治领域所要求的道德价值是“正义”，经济领域所要求的是“公平”和“效率”，文化领域所要求的则是“自由”和“个性”等。“共识分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公民”与“私人”、“公共性”与“私密性”的区分，以及终极价值从神圣化向“世俗化”与“大众化”发展。现代社会随着“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相对分离，私人生活领域的“价值多元”便作为正式的要求被提出并获得了承认。现代人相信，个人在“公共生活”中作为“公民”必须接受法律和公共道德的约束，不应该妨碍和损害他人的利益，但是，在私人生活领域，个人坚持何种政治信念，崇信何种价值，执着于何种人生追求，完全属于他个人的私人事务。人生的终极意义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良知决断，在此领域个人拥有完全的“治权”，他是自己的“立法者”，社会不应该用一种强制性的手段来要求人们拥有某种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