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代德国城市化的准备阶段(1815—1840)

一、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增长结构——以普鲁士为例

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邦国林立，涉及德意志邦联城市人口的统计资料相对匮乏。普鲁士是德意志邦联具有重大影响的邦国，到德意志帝国建立时，它已经拥有德意志帝国2/3的人口和3/5的领土，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普鲁士的城市化就是德国城市化发展的一个缩影。本章主要以普鲁士为个案，分析德国城市人口的增长状况。这一时期普鲁士的城市人口出现了小幅增长的趋势，城市人口的流动也初现端倪，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城市人口从1815年的290万到1840年增加到了410万，在25年的时间里城市人口大约增加了41%, 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略低于普鲁士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普鲁士中部与西部地区城市化率略有提高，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率则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

1．城市人口增长概况

一般说来，城市人口增长主要用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密度、人口密度以及年平均增长率等指标考察。城市化率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 ( 包括农业与非农业) 的比率，是反映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城市人口密度指生活在城市范围内的人口稀密的程度。本书主要借助这些指标考察这一时期普鲁士城市化的整体发展水平。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816—1840年间普鲁士中部地区的城市化率明显高于西部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城市化率的增长幅度则大于中部与东部地区。如果从城市人口密度考察可以发现，中西部地区的大城市平均人口密度高于普鲁士的平均水平，东部地区大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则远远低于普鲁士的平均水平。城市密度也是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这一时期，普鲁士中部地区的城市数量没有发生变化，而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城市数量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其中西部地区城市数量下降较为明显，主要由于这一时期西部杜塞尔多夫行政专区的经济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吸引了周边地区的人口，使经济发展活力较弱的城市迅速衰落，致使城市数量减少。

就居民密度而言，从表1-1可以看出，普鲁士西部地区人口密度高于普鲁士的平均人口密度，中部地区接近普鲁士的平均水平，东部地区则远低于普鲁士的平均水平。普鲁士东部地区人口增长率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最低；就城市人口增长率而言，中部地区最快，西部次之，东部最慢。

2．城市增长的构成

1815—1840年间，普鲁士统计资料对大城市、中等城市以及小城市存在严格的界定。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小城市主要指人口数量低于3500人的城镇，中等城市为人口规模介于3500—10000人之间的城市，而大城市则是指人口超过10000人以上的城市。各类城市由于受自身的资源条件、区位以及产业结构等相关因素的制约，其增长结构也各不相同。按照城市人口增长率不同，城市人口增长的状况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负增长 ( 人口增长率低于0)、适度增长 ( 人口增长率介于0%—1.2%)、强劲增长 ( 人口增长率介于1.2%—2.4%)、飞速增长( 人口增长率高于2.4%)。

从表1-2中可以看出，1816—1840年间，普鲁士各类城市发展速度普遍较快。在354座城市中，处于飞速增长、强劲增长、适度增长、负增长的城市数量分别为29、181、134、10座，分别占普鲁士城市总量的8.1%、51.2%、37.8%、2.9%。如果从各类城市增长情况来看，普鲁士有大城市30座，其中10座城市增长率低于1.2%，增长率在1.2%—2.4%的的城市有15座，增长率超过2.4%的有5座；在123座中等城市中，4座城市为负增长，43座城市增长率低于1.2%,69座城市的增长率介于1.2%—2.4%之间，7个城市处于飞速增长；普鲁士有小城市201座，6座城市负增长，81座城市的增长率低于1.2%，增长率介于1.2%—2.4%的城市有97座，17座城市增长率超过2.4%。如果从各类城市的增长结构来看，大约33.3%的大城市的增长率低于1.2%,50%的大城市的增长率介于1.2%—2.4%之间，16.7%的大城市的增长率高于2.4%；处于负增长、适度增长、强劲增长与飞速增长中等城市比重分别为3.2%、34%、56%、6.8%; 3%的小城市处于负增长，40.3%的小城市增长率低于1.2%,48.2%的小城市增长率介于1.2%—2.4%,8.5%的小城市增长率超过2.4%。总之，在各类城市的增长结构中，增长率超过2.4%，大城市所占比重最高、小城市次之，中等城市最低；增长率介于1.2%—2.4%，中等城市所占比重最高，大城市次之，小城市最低；增长率低于1.2%，中等城市所占比重最高、大城市次之，小城市最低；大城市并没有出现负增长，因而从整体上看，大城市的增长率明显高于中小城市。

在这一时期，由于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其城市的增长结构也存在明显差异 ( 见表1-3)。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1816—1840年间各地区的城市数量相差甚远。在普鲁士的354座城市中，由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萨克森省组成的中部地区拥有184座城市，约占普鲁士城市总数的51.9%，东普鲁士、西普鲁士与波森等东部地区有城市102座，位于普鲁士西部地区的威斯特法伦与莱因则仅有68座城市。从城市的增长结构看，东部地区4座城市处于负增长，中部地区则有4座城市，西部地区仅有2座；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保持适度增长、强劲增长与飞速增长的城市数量分别为31座、70座、33座；54座、100座、27座；13座、10座、6座。如果从所占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城市数量的比重来考察城市增长的结构，那么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城市处于负增长、适度增长、强劲增长与飞速增长的比重分别为3.9%、2.1%、2.9%; 30.3%、38%、48.5%; 52.9%、54.3%、39.7%; 12.9%、5.6%、8.9%。可见，1816—1840年间中部地区城市化的整体发展水平明显都高于普鲁士城市化的平均水平。

另外，从以上所显示数据好像可以得出西部地区城市化整体发展水平要低于东部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结论，这似乎与表1-1所展示的普鲁士西部城市化发展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存在矛盾。不过，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东部与西部地区各类城市的增长结构，就可以发现实际上西部地区城市化速度明显快于东部地区。( 详见表1-4、表1-5)

通过以上两表的数据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小城市的发展较为强劲，大城市发展速度相对较慢；而西部地区大城市则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西部的科隆、杜塞尔多夫、亚琛等行政专区仅有55个城市，其中人口超过1万人的城市高达7个，东部地区102个城市中仅有5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万人。如果考察以上两个地区大城市的增长结构，可以发现东部地区仅有20%的大城市的增长率超过1.2%，而科隆、杜塞尔多夫、亚琛等行政专区的大城市的增长率都超过了1.2%。这些地区城市人口的较快增长，主要与该地区商业贸易的飞速发展有一定的关系。据统计，在1815—1840年间科隆、杜塞尔多夫、亚琛等行政专区大约有来自明登、明斯特、科布伦茨等地区的贸易商人2.7万人，致使这些地区大城市的人口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而受大城市集聚人口能力的影响，这些地区的中、小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则明显低于东部地区。

有关资料统计显示，在普鲁士最大的25个大城市中，中部地区的大城市发展较好，东部的4个大城市在排名中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西部的5个城市呈现出强势崛起之势。就大城市发展趋势而言，中、东部地区的大城市比西部地区大城市在发展动力上明显减弱。19世纪后半叶，西部地区的埃森、多特蒙德、杜伊斯堡等工业城市的发展速度明显超过了中部地区布雷斯劳、马格德堡、什切青。

总之，中部地区城市化发展起点最高，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东部地区城市化不仅发展水平最低，而且发展潜力也最小。

二、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增长与城市发展

19世纪初，普鲁士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实施了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废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社会经济实现了初步发展。在普鲁士由传统前现代经济向资本主义现代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所需的生产要素流动显著增强，并逐步向城市聚集，城市与乡村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步增大，城市也逐渐发展成为产业聚集的载体，从而为工业革命的兴起与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基础。

1．职业自由原则的确立

1810年11月2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行业税敕令》( Gewerbes-teueredikt)，确立了职业自由的原则。该法令明确规定了国家保证“完全的职业自由”，每个成年人都可以在购买国家营业执照后从事包括商业、工场、手工业等在内的每个行业的经营活动。当然，职业自由原则的实行并不意味着完全地放开对一切行业的限制。一些特殊的行业，如医生、药剂师、建筑业主、造船主等仍然受到一定的限制，需要许可证；钳工、演员、酒吧和客栈的老板等都必须持有警方颁发的许可证。而对这些需要具有一定资质以及与社会安全相关的职业进行管理和控制显然是必要的。

工商业改革确立的职业自由原则在普鲁士邦国境内也受到地域的限制，该法案主要在普鲁士邦国的核心区域 ( 东普鲁士、西普鲁士、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以及勃兰登堡) 得到了广泛推广。当时西部莱因与威斯特法伦的大部分城市受到了《法国民法典》的影响，职业自由原则早已在这些地区的城市得到了认可。波森与萨克森的部分城市仍然受行会法规的影响较大，职业自由并没有得到广泛推广。19世纪60年代以后，萨克森 (1861)、巴登 (1862)、符滕堡 (1862) 和巴伐利亚 (1868) 等邦也先后实行了职业自由的原则。

职业自由原则的确立对德国非农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原则的确立完全解除了行会制度的束缚。因为加入和退出行会已经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决定。行会也逐渐从一种约束性的合作组织演变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私人联合会。由于19世纪中期以前，德意志关税同盟地区有关行业的原始统计资料不足，要精确地描述职业自由原则的确立给德国非农行业带来的影响显然有些困难。但是，以下几点影响是可以确定的：第一，工匠和企业的数目增加了。第二，在一些生产供过于求的部门，手工业者人数下降。根据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施莫勒的看法，这完全是职业自由的结果。因为在职业自由的原则下人们必然会按市场供求关系来选择职业。第三，在农村地区，由于禁止手工业的有关规定被取消，手工业者人数增加。

职业自由原则的确立成为普鲁士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不仅促进了商业贸易法规的颁布与实施，也对传统的行会制度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如果行会制度对职业自由改革而没有实质性的革新，那么从此以后它对非行会的工匠将不再有强大的吸引力。新的工商业规程的颁布为广大城市居民的职业自由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城市的商业发展注入了崭新的活力。

2．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以及各地区城市功能的差异

城市化启动的重要标志就是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拉大。1815—1840年间，尽管普鲁士还处于工业化的准备阶段，但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已经拉开一定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城市与乡村工匠分布存在较大差异。在前工业化时代，工匠数量是衡量原工业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以城市与乡村的熟练工匠的分布比例为例，据统计，1802年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城乡的工匠数量比例为15∶1，贡宾嫩则高达34∶1。同期，埃森工匠数量城乡比例为7∶1，杜塞尔多夫则高达9∶1，城市工匠主要以锻工与纺织工为主。由于埃森以冶铁与纺织业为主导产业，这一时期城乡之间的商品贸易结构则主要以五金贸易与纺织贸易为主。随着这一时期城市的市场、信息、交通等方面的优势日益凸显，城市也逐渐成为工匠与商人发展工商业的首选之地。据统计，1822年，杜塞尔多夫城市工匠数量高达3300人，东部地区的贡宾嫩也有1400人。

其次，城市与乡村的贸易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贸易水平是衡量这一时期普鲁士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18世纪初期，德国乡村贸易范围虽有所扩大，但从整体上看，18世纪末期，各地区城市与乡村贸易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19世纪初期，城市的某些行业通过城乡间贸易逐渐向乡村延伸。城乡贸易发展水平较高的乡村已经逐步发展成为城市产业延伸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经济史学家霍夫曼根据熟练工匠师傅与帮工数量来确定普鲁士各地区贸易发展水平。据统计，1829年普鲁士有工匠师傅268023人，其中大城市的工匠师傅为31687人，其余城市为96224人，乡村则有140112人。大城市每100名工匠师傅中有117个帮工，其余城市为58个，乡村则仅有26个。因此，通过对熟练工匠师傅与帮工数量的考察不仅能够反映出各地区工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也能够确定普鲁士各地区贸易水平高低。帮工与熟练工匠师傅的比例越高，工业发展水平与贸易发展水平就越高。据统计，莱因、威斯特法伦城市每100名工匠师傅中有87个帮工，而乡村仅有36个，萨克森地区二者的数量分别为79个、41个。这一时期莱因、威斯特法伦与萨克森地区城乡贸易的差距最大。

最后，手工作坊的数量也成为衡量城市与乡村发展水平的又一重要指标。从总体上看，普鲁士城市与乡村手工作坊的比列为2.5∶1；二者工匠师傅 ( 包括技工与学徒) 的比例为7.1∶1。通过对这些手工作坊的考察，可以发现城市越大，手工作坊中自由职业者的数量越少，而伙计则越多。如果从各种不同行业来看，城市与乡村的作坊数量存在明显差异。农村在五金、冶铁等行业的作坊数量大约是城市的2倍。农村在机械制造业、食品业、屠宰行业和制鞋业等行业的作坊数量则只有城市的40%—50%。这一时期城市与乡村的产业分布是与资源、运输成本紧密相关的。在德国开展工业革命以前，铁矿、煤炭等资源主要分布在乡村，受当时运输条件的制约，冶铁、五金等行业的生产主要分布在乡村，而受运输成本影响较小的食品、纺织、机械制造、屠宰行业和制鞋业则分布在城市。从总体上看，德国城市手工作坊的数量明显多于乡村。

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还可以通过1822年所选择的职业数据显示出来 ( 见表1-6)。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乡村的锻造业与冶金工业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城市，而城市则在面包加工、屠宰、纺织、坐商、制锁等行业居于主导地位。其中万人以上的城市在商业、纺织业与私人作坊等领域的发展较快，而万人以下的城市优势产业主要为冶金、锻造业、面包加工业、屠宰业。如果从各地区的产业分工来看，西部乡村手工业与城市工商业的整体发展水平明显快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城市的纺织业则具有比较优势。总之，城市在当时新兴工业 ( 纺织业) 与轻工业等行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乡村则在冶金、锻造业等行业发展较快；中部地区城市的商业、贸易发展较快，而西部城市的工业发展较好。

受市场、资源、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区城市的主导产业呈现出了错位发展的趋势。这一时期东部城市彰显出独特的商业中心功能，这主要与东部人口密度较低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东部地区市场像西部莱因、威斯特法伦那样分散，则会增加商品的交易成本，抑制商业发展。因此，东部地区的商业主要集中在较大的中心城市。食物贸易，尤其是粮食出口到英国市场的对外贸易在东部地区贸易结构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这也反映出该地区处在整个产业分工的最低端。莱因地区的多特蒙德、埃森、格尔森基辛主要依靠丰富的矿产资源，逐步发展采矿、冶金产业；萨克森的开姆尼茨则是依托当地的羊毛、纺织技术的优势，大力发展毛纺织业。

从地域分布看，西部莱因、威斯特法伦地区注重从法国、比利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该地区的熟练工人实践经验丰富，职业流动性强，进一步加速了技术的传播速度，从而为新兴产业快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柏林的企业也具备先进的生产技术，但从整体上看中部地区缺乏创业与商业精神，该地区的亚麻、毛织品与皮革仍处于大手工工场或者大行会，这些行业仍然是中部地区的主导产业。东部地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比较突出，也是这一时期普鲁士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一个特点。东部地区先天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不仅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成为其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之，每个地区城市的功能也不尽相同，使这一时期德国城市发展模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东部地区因区位优势不同以及城市对周边经济辐射功能差异形成了不同层次区域中心城市。德国西部地区杜塞尔多夫、科隆、亚琛等城市则彰显出工业发展的特色。中部的西里西亚、萨克森与勃兰登堡的城市贸易已经跨区域，与西部地区城市的经济交往日趋紧密。

3．各地区经济结构的差异与城市增长

19世纪初期，德国城市增长受到产业结构、贸易、市场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是影响德国各地区城市增长的重要因素。

由于对单个城市的贸易发展还没有相关的档案资料，学术界仅对1815—1840年间普鲁士经济发展与城市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宏观研究。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德国城市呈现出两种发展态势：一方面，少数城市的人口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大多数城市的人口呈现出稳步发展的态势。

这一时期仅有少数城市的人口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受多种因素制约。首先，贸易结构的变迁是影响城市人口下降的重要因素。普鲁士东部地区对手工纺织产品需求的减少是导致波森马林沃德行政区的16个纺织业城市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至于萨克森小城市哈德莫斯里本的衰落则与奥尔索伊、蒙绍和吕格德等城市贸易竞争有关。奥尔索伊、蒙绍和吕格德等城市贸易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1800年它们还是仅有1000人的小镇，到1825年已经成为人口超过3000人的城市。城市人口的增长也促进了市场扩大，进而吸引了哈德莫斯里本的人口。因此，哈德莫斯里本的衰落主要与贸易区衰退引起的市场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其次，驻军的移动也是城市人口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19世纪20年代，普鲁士出于国防需要，将西里西亚格劳登茨的驻军调动至波茨坦，此举引起了格劳登茨城市人口急剧下降。最后，资源的枯竭也是影响城市人口下降的又一重要因素。施米德贝格是西里西亚重要的矿业城市。该地区煤炭资源的枯竭不仅促使煤矿产量急剧下降与采矿业就业人数锐减，也造成了城市人口大幅减少。1800年，它的城市人口已达4500人，到1821年已下降到了2100人。因此，采矿业的衰退则是西里西亚矿业城市施米德贝格衰落的主要原因。

这一时期城市强劲发展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通过对东部地区波森马林沃德与布罗贝格行政区的33个城镇为案例进行研究发现，这些小城市的人口仅为1000人，它们初步具备了中心市场、贸易与自治管理的职能，在纺织业、制革业、烘制加工和酿造业等行业贸易较为活跃。

中部地区的53个城市的强劲增长则主要归因于原工业化与贸易发展。格雷威茨的快速发展与它的工业贸易繁荣有关。它周边的城市通过区域中心功能 ( 管理、贸易、市场、教育、医疗) 或者通过纺织业、制革业、制陶业的贸易来获取发展。西里西亚的弗兰肯迪赫福特就是普鲁士中东部地区人口超过1230人的新城，该城作为新型贸易中心，其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是犹太人。

这一时期，中部地区的许多城市的产业结构仍以农产品加工为主。受农业与畜牧业发展制约，格雷芬海尼兴主要发展烟草种植、亚麻种植。有些城市的工业发展水平并不高，主要依靠旅游业推动经济增长。以温泉浴场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城市劳希斯塔特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另外，中部地区军事要塞城市更能够彰显出发展特色。勃兰登堡的14个城市至少有14支部队驻防，这些城市不仅是普鲁士军队的主要驻地，也逐步发展成为勃兰登堡的重要城市。这里也成为波茨坦与奥得河畔法兰克福最重要城市聚集地。从总体上看，普鲁士中部地区的城市数量明显多于东部地区，并且人口超过1000人以上的城镇居于主导地位。影响这些城市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中心区位因素以及农业。中、小城市的丝织业贸易成为该地区进行大规模原工业化的重要动力，不仅推动了经济增长，也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发展。

就普鲁士的西部城市而言，城市已成为行政中心或者早期的工业贸易场所。行政中心城市是西部城市的重要类型。以杜塞尔多夫、特里尔、科布伦茨等城市为代表的行政中心城市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们快速发展不仅仅是因为行政中心，更重要的是这三个城市都曾为军事要塞，军事人员的驻防成为这些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工业城市也是这一时期西部地区发展较快的城市类型。克雷菲尔德、巴门是西部著名的丝织业中心。索林根、伦内普、哈根、伊瑟隆、吕登沙伊德、波鸿等以金属冶炼与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城市也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而科布伦茨与不来梅则是德国西部重要的港口与贸易城市。

西部城市的发展主要受到早期工业生产与贸易的推动。杜塞尔多夫唯一的新城——昂格蒙德是农业和畜牧业的中心市场；位于莱因左边的格拉德巴赫行政专区的希托夫外是该行政专区的航运与贸易中心；莱茵河右岸索林根行政专区的肯彭是以丝织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伦内普和克雷菲尔德是以五金与丝织贸易著称的贸易中心。这些城市人口增长速度都超过普鲁士城市人口增长的平均速度。

总之，从全国范围看，经济发展推动了城市人口的增长。1815—1840年间的普鲁士东部、中部、西部具有不同的经济基础，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各有千秋。东部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小乡镇的快速增长；中部早期工业化促进了贸易城市的崛起，并推动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西部地区工业经济的迅速崛起则对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尽管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对城市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早期工业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仍然有限。只有工业革命的兴起，才能为城市化提供持续快速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