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简明西方美学史读本》是在我们编撰的四卷本《西方美学史》的基础上写成的。为了使读者能够对我们的编撰意图有所了解，我们在这里首先就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对象、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等问题谈谈我们的认识和理解。
首先，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已经出版的西方美学史著作中，由于对什么是“美学”的理解各有不同，出现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情况。总括起来，美学大体上被理解为“哲学美学”、“文艺论美学”和“审美意识与审美风尚研究”。
哲学美学把美学看作哲学的一部分，认为美学具有同伦理学、知识学、本体论、辩证法一样的哲学意义和价值。因而，哲学美学一般都是哲学家在哲学框架内对“美”和“美感”以及“审美”诸范畴和诸概念以符合语义逻辑的（或者符合话语规范的）方式进行的理性探讨。这种探讨表现着哲学家阐释美的智慧。
文艺论美学是文学、艺术这两个领域理论家、评论家和批评家对文学艺术作品的“美”的特质进行解释和评价的话语系统。在这里，对“美”的阐释总是与对具体文学作品的文本的解释和对具体艺术品（艺术表现过程）的表象的评判密切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必然从对文学文本和艺术表象的阐释涉及创作主体和接受对象所蕴含的“美”的特质。这种探讨，表现着文艺理论家、评论家和批评家通过建构“美学”话语系统而探求文艺作品的表象（文本）与美的理念之间的“张力”与“同一性”关系的思想努力。
对审美意识与审美风尚的研究从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的（或者群体的）情感表达方式、日常行为方式和日常语言中的某种“美的”倾向与追求中，从大众对文艺文本和表演的某些审美形式和内容的爱好中，从大众对衣食住行的平凡生活中的“美的”形象、格调、风韵、比例和节律等的不断翻新的认可和设计中，从民间习俗、礼仪和节庆中“美的”传统性与时尚性的文化张力的非线性消长中，来把握人类的审美意识和审美风尚的恪守与流变。在这里，美学在主体方面属于大众“意识学”，在客体方面属于民俗学（“风尚学”）。
同时，这三种方式并不是完全被分隔的或者乃至对立的，而是相互交错的，或者是部分重合、部分相融的，或者是互补、互替、互释、互证的。所以，美学的研究者应该承认这三种不同美学在“总体历史”中的“共在”。
实际上，在西方学术史上，由于在历史的现实进程中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复杂关系，由于精神文化各领域之间的复杂关系，由于哲学、艺术和社会风尚各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具体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大环境中的不同处境和历史主体人格对它们的不同的“亲近度”，因而，它们在总体文化中的某个时期中，或者某个地区中，或者某个社会阶层中，或者某些重大社会事件中，或者社会现象中，其位势的强弱和影响力有很多的不同，沧海桑田，往往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什么是美学？”这个问题，之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区域都有不同的具体答案，也就是这个原因。“美学史”如果要真实“传达”历史客观性，它就应该对所有时空确定性框架中的“美学”“样式”进行包容性的综合阐述。我们力图进行一种这样的尝试性探索。
同时，我们认为，对作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美学概念的探讨，除了要对其历史客观性做比较充分的研究外，还要对美学对象作为“史学遗存”的“主观性”进行必要的揭示和解释。历史留给每一个时代的美学研究者的思想遗产，按其文本的“原创性”或者文本的“解释性”分为两类。历史上的学术情况经常是：诸多后代研究者对先于自己生活时代的学术著作和思想的研究，往往有自己的主观偏好和观点倾向，或者方法论方面的侧重，因而导致他们在认可、确定和选择以前时代的思想资料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时候，有不同的眼界和视角，使他们对“美学史研究对象”的确定就不尽相同。例如对于中世纪的美学，大多数西方美学史著作对于“教会世界”的这个主流意识形态的把握是共同的。但是，西方中世纪社会实际上是“宗教神权社会”与“世俗民间社会”的重合体。其“世俗性”与“民间性”虽非当时的主流，但它们是后来欧洲文艺复兴的起源和近代民族国家的根由之所在。因而，在阐述中世纪美学的时候，似乎应该对当时欧洲各民族区域中的艺术和“世俗”的审美风尚给予关注。同时，对中世纪的“西方”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以罗马为轴心”的罗马教皇中心论的观点；另一种则是“罗马教会文化与东方拜占庭文化各为互动之一极”的双轴互动论。从20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学界的研究动向来看，拜占庭文化关于“美的”思想，拜占庭艺术及其审美风尚，以及以拜占庭为中介的东方的“美的”思想、艺术风格和审美风尚“拜占庭化”的形式和内容等，它们对于中世纪欧洲社会的人的精神领域的作用不可小视。因而，对于中世纪的欧洲美学概念的完满化表述来说，适当论及拜占庭美学思想，把它作为一个补充的研究和论述对象，是必要的。我们的这部书，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性探索。
“西方美学史”概念中的“史”，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基本“要素”，体现着这个概念的“活力”（生命力）。正是由于把美学看成“历史科学”，才使它摆脱了诸如“绝对”体系的“真理性”的悖论，而使得美学成为一门对“不断成长着的真理”探求的思想史科学。因而，没有“历史”的美学只能是“独断论”。所以，任何美学的原理或者逻辑体系，都必然地是以其历史性（独特优越性与相对局限性）为实在基础的。
首要的，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世代思想的前后联系。就是较前时代的美学家的思想对较后时代的美学家思想的影响，也就是较后的美学家对前代的思想的接受。美学史之所以是一门历史学科，其要义就是揭示历代美学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美学史所使用的概念应该主要是继承、接受和批判、扬弃等。搞清楚这种继承和批判的关系，才能让读者看清楚美学史上的创新是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接着讲”出来的。
同时，在历史承续性大的总体框架内，美学思想的继承和批判关系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前后相邻”的原则进行的，在历史中，后者对于许多前者有着十分复杂的继承和批判关系，有直接、间接、跳跃等情况，也有一对一、一对多等情况。历史的这种复杂性，正是历史的活跃性和人类思想的丰富性的意义之所在。
而且，一旦把作为哲学理念、艺术元理论和审美风尚三者相结合的逻辑建构的美学思想放入历史框架中，一旦它们成为连绵和流动着的“历时性”思想，那么，三者的概念就都动态化了，形成审美风尚风俗之演变、艺术形式上思想流派之演变、“美的”哲学理念之演变。也就是说，在历史的框架中，三者各自有了其独立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这三个演变都形成同时代的互动和先后时代的互动格局。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美学思想成为更加多样多彩的、活生生的各个时代格局和风格的、各不相同的宏大而详细的历史和声和变奏。
在更大尺度的历史学视阈范围内，我们还应该把美学思想的历史与“大历史”（即人类生命存在和活动的综合史）及其各个分支（经济史、政治史、社会结构史和文化史）联系起来，对美学思想、美学意识与它们之间的实际关系（相互影响和作用）进行必要的描述和阐明。我们觉得，在社会意识史和社会思想史的界面中，尤其应该关注美学思想与其同时代的或者其前代的诸如科学思想、宗教思想、伦理道德思想、语言学思想、人类学思想和心理学思想等的相互促动关系。
总之，任何时代的美学，作为历史框架中的被限制的思想存在，它必然受到上述三重历史的影响。
这些情况都告诉我们，在研究和写作西方美学史的时候，必须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我们所说的历史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确立这样一个学术研究立场，就会使得我们的西方美学史研究获得正确的方向。当然，如恩格斯早就提醒我们的：“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存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2页）
首先，我们在研究和写作中坚持美学思想的“客体性”原则。任何一个学说系统都只是时代的真理，而不可能是永恒的绝对真理。即使那些伟大的美学家们，尽管他们的卓越思想在历史上具有伟大的变革和转折的里程碑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思想也必然有不可磨灭的时代烙印，有其历史局限性。唯有如此，美学史才能后浪推前浪，扬波涌进。所以，对任何美学史人物的思想的评价，应该尽可能地坚持客观公正，恰如其分。
同时，美学史作为思想史著作文本，它虽然是时代的产物，但它并不是只有被动的客体性。根据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美学思想也具有一般思想在历史上所具有的影响历史进程的能动性的一面。当然，美学思想通过它所影响的哲学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对各个层级的社会生活的影响，通过它所影响的艺术创作思想、艺术评论思想和艺术品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通过它所潜移默化地影响的历史中的审美风尚对日常社会生活的影响，等等，来间接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强调历史辩证法，公正地、客观地阐释美学思想对社会思想，乃至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重要意义，应该是我们在21世纪中国现在的历史条件下研究美学史的一个必须重视的方法。
而且我们觉得，通过历史地阐述来展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逻辑十分重要。思想的连贯渐变与飞跃突变，思想发展在一个人那里或者在一个时代中的前因后果，思想的大背景的变换，思想成果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等等，都必然是人类思想的逻辑和辩证理性能够考察和解释的。因而，在美学史研究中贯彻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法，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历史，真正理解“历史中的思想”的历史意义，从而防止与批判怀疑主义、不可知论、相对主义诡辩等方法论上的混乱、庸俗和猥琐倾向。
同时，我们还应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后现代西方美学思想的历史及其方法进行认真的考察、阅读和理解。应该重视它们的方法论和它们讨论的那些重大问题。要对它们的思路进行认真的思考，把握他们的思想真实。这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方法论的创新，从而有助于在西方美学史研究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只有这样，我们写出来的西方美学史才会具有21世纪的时代气息，才会有中国学术研究的当代思想特色。我们力求朝着这个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