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约翰·克利斯朵夫(63)
傍晚，社会党报纸的编辑来找他。自然，他已经知道了那件事而来打听细节。克利斯朵夫很感激，天真的以为那是对他表示同情，是人家为了连累他而来向他道歉。他要挣面子，对过去的事一点不表后悔，不觉把心上的话全说了出来：跟一个象自己一样恨压迫的人痛痛快快谈一谈，他觉得松了口气。那编辑逗他说话，心里想即使克利斯朵夫不愿亲自动笔，至少可以供给材料，让他拿去写篇骇人听闻的文章。他预料这位宫廷音乐家受了羞辱，一定会把他高明的笔战功夫，和他所知道的宫廷秘史（那是更有价值的），贡献给社会党。他认为用不到过分的含蓄，便老老实实把这番意思对克利斯朵夫说了。克利斯朵夫跳起来，声明他一个字都不能写：由他去攻击大公爵，人家会看做他报私仇；过去他发表自己的思想是冒着危险的，现在他一无束缚之后，反而需要谨慎了。那编辑完全不了解这些顾虑，认为克利斯朵夫没出息，骨子里还是个吃公事饭的，他尤其以为克利斯朵夫是胆小。
“那末，”他说，“让我们来：由我动笔。你什么都不用管。”
克利斯朵夫求他不要写，但他没法强制他不写。而且对方告诉他这件事不单和他个人有关，连报纸也受到侮辱，他们有权利报复的。这一下克利斯朵夫无话可说了，他充起量只能要求别滥用他的某些心腹话，那是拿他当作朋友而非当作新闻记者说的。对方一口答应下来。克利斯朵夫仍旧不大放心：他这时候才明白自己的莽撞，可是已经太晚了。——客人一走，他回想起说过的话不禁害了怕，立刻写信给编辑，要求他无论如何不能和盘托出；——可怜他在信里把那些话又重复了一部分。
第二天，他急不及待的打开报纸，在第一版上就看到了他全部的故事。他上一天所说的一切，经过新闻记者那种添枝接叶的手段，当然是夸大得不成样了。那篇文章用着卑鄙而激烈的语调把大公爵和宫廷骂得淋漓尽致。某些细节明明只有克利斯朵夫知道，很可以令人疑心通篇是他的手笔。
这一个新的打击可是中了克利斯朵夫的要害。他一边念一边直淌冷汗，念完之后简直吓昏了。他想跑到报馆去；但母亲怕他闯祸，——而这也不无理由，——把他拦住了。他自己也怕；觉得要是去了，说不定又会闹出什么傻事来；于是他待在家里，——做了另外一件傻事。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痛责记者的行为，否认那篇文章里的事实，表示跟他们的一党决绝了。这篇更正并没登出来。克利斯朵夫再写信去，一定要他们披露他的信。人家把他发表谈话那晚的第一封信抄了一份副本寄给他，问他要不要把这封信一起发表。他这才觉得给他们拿住了。以后他不幸在街上又碰见那位冒失的记者，少不得把他当面骂一顿。于是第二天报上又登出一篇短文，说那些宫廷里的奴才，即使被主子撵走了还是脱不了奴性；再加上几句影射最近那件事的话，使大家都明白是指的克利斯朵夫。
赶到谁都知道克利斯朵夫连一个后台也没有了的时候，他立刻发觉自己的敌人多得出乎意料之外。凡是被他直接间接中伤过的人，不问是个人受到批评的，或是思想与识见受到指摘的，都马上对他反攻，加倍的报复。至于一般的群众，当初克利斯朵夫振臂疾呼，想把他们从麻痹状态中唤醒过来的人，现在看着这个想改造舆论，惊扰正人君子的好梦的狂妄的青年受到教训，也不禁暗暗称快，克利斯朵夫掉在水里了。每个人都拚命把他的头撑在水底下。
他们并不是一齐动手的。先由一个人来试探虚实，看见克利斯朵夫不还手就加紧攻势。然后别的人跟着上前，然后大队人马蜂拥而来。有些人把这种事看作有趣的玩艺儿，好似小狗喜欢在漂亮地方放弃：那都是些外行的新闻记者，好比游击队，因为一无所知，只把胜利的人捧一阵，把失败的骂一顿，教人忘掉克利斯朵夫。另外一批却搬出他们的原则来作猛烈的攻击。只要一经他们的手，世界上就可以变得寸草不留：那是真正的批评界，制人死命的批评界。
幸而克利斯朵夫是不看报的。几个忠实的朋友特意把诬蔑最厉害的几份报寄给他。可是他让它们堆在桌上，不想拆阅。最后有一篇四周用红笔勾出的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说他所作的歌象一头野兽的咆哮，他的交响曲是疯人院里的出品，他的艺术是歇斯底里的，他的抽风似的和声只是遮掩他心灵的枯索与思想的空虚。那位很知名的批评家在结论里说：
“克拉夫脱先生从前以记者的身分写过些东西，表现特殊的文笔与特殊的口味，在音乐界中成为笑谈。当时大家好意劝他还是作他的曲子为妙。他的近作证明那些劝告虽然用心甚好，可并不高明。克拉夫脱先生只配写写那种文章。”
看了这一篇，克利斯朵夫整个上午不能工作；他又去找别的骂他的报纸，预备把失意的滋味饱尝一下。可是鲁意莎为了收拾屋子，老喜欢把所有散在外面的东西丢掉，那些报纸早给她烧了。他先是生气，随后倒也安慰了，把那份留下来的报递给母亲，说这一份也早该一起扔在火里的。
可是还有使他更难受的侮辱呢。他寄给法兰克福一个有名的音乐会的一阕四重奏，被一致的否决了，而且并不说明理由。科隆乐队有意接受的一阕序曲，在他空等了几个月之后也给退回来，说没法演奏。但最难堪的打击是出于当地的某音乐团体。指挥于弗拉脱是个很不差的音乐家，但和多数的指挥一样，一点没有好奇心；他有那种当指挥的特有的惰性：凡是已经知名的作品，他可以无穷尽的重复搬弄，而一切真正新颖的艺术品却被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他永不厌倦的组织着贝多芬，莫扎特，或是舒芒的纪念音乐会：在这些作品里头，他只要让那些熟悉的节奏把自己带着跑就是了。反之，现代的音乐就教他受不住。但他不敢明白承认，还自命为能够赏识有天才的青年；实际是这样的：假如人家给他一件仿古的作品，——仿一件五十年前算是新的作品，——他的确极表欢迎，甚至会竭力教大众接受。因为这种东西既不妨害他演奏的方式，也不会扰乱大众感受作品的方式。可是一切足以危害这美妙的方式而要他费力的作品，他都深恶痛绝。只要开辟新路的作家一天没有成名，他鄙薄的心就一天不会消失。假使这作家有成功的希望，他的鄙薄就一变而为憎恨，——直到作家完全成功的那一天为止。
克利斯朵夫当然谈不到有成功的希望，那才差得远呢。所以他间接知道于弗拉脱先生很愿意演奏他的作品，不禁大为诧异。这位指挥是勃拉姆斯的好朋友，也是被克利斯朵夫在杂志上痛诋过的别的几个音乐家的朋友，因此克利斯朵夫更觉得他的表示出乎意外。但他自己是好人，以为他的敌人也象他一样的宽宏大度。他猜想他们是看到他受到攻击，特意要表示他们决不作小心眼儿的报复：想到这点，他竟为之感动了。他送了一阕交响诗给于弗拉脱，附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对方教乐队秘书复了信，措辞冷淡，可是很有礼貌，声明他的曲子已经收到，但照会章规定，作品在公开演奏之前必须提交乐队先行试奏。章程总是章程：克利斯朵夫当然没有话说。而且这纯粹是种手续，免得一般讨厌的鉴赏家多所议论。
两三个星期以后，克利斯朵夫接到通知，说他的作品快要试奏了。照规矩，这种试奏是不公开的，连作家本人也不能旁听。事实上所有的乐队都容许作家到场，他只是不公然露面罢了。每个人都知道他在这儿，而每个人都装做不知道。到了那天，一个朋友来把克利斯朵夫带进会场，拣着一个包厢坐下。他很奇怪的发觉，这个不公开的预奏会居然差不多会客满，至少在楼下：大批的时髦朋友，有闲阶级，批评家，都在那里咭咭呱呱，非常兴奋。乐队照例是装做不知道有这些人的。
开场是勃拉姆斯采用歌德《冬游哈尔茨山》里的一段所作的狂想曲，有女低音独唱和男声合唱，由乐队伴奏的。克利斯朵夫早就讨厌这件作品的浮夸的感伤情调，以为这或许是勃拉姆斯党一种挺客气的报复，因为他从前很不恭敬的批起过这个曲子，特意强迫他听一遍。他想到这点不由得笑了，而听到以后又紧接着被他攻击过的两个别的作家的东西，他认为更有意思了：可见他猜得不错，他们的用意不是很显明了吗？他一边装着鬼脸，一边想这究竟是挺公平的斗争：他虽不欣赏那音乐，可很能欣赏这种玩笑。群众对着勃拉姆斯和同一派的作品热烈鼓掌的时候，克利斯朵夫也俏皮的附和几下。
终于轮到克利斯朵夫的交响曲了。乐队和听众之间都有人向他的包厢瞟几眼，证明大家知道他在场。他尽量的躲起来。他等着，心跳得很厉害。音乐象河水般悄悄的集中在一处，但等指挥的棍子一动就马上决破堤岸：在这种情形之下，每个作曲家都会觉得惴惴不安。他自己还从来没听到这个作品演奏的效果。他所幻想的生灵究竟是什么面目呢？声音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觉得它们在他心中轰轰的响；他靠在音响的深渊之上浑身哆嗦，急于要知道出来的是什么。
出来的却是一种无名的东西，一片不成形的混沌。明明是支撑高堂大厦的结实的梁柱，出来的可是没有一组站得住的和弦，它们相继瓦解，好似一座只有断垣残壁的建筑物，除了灰土瓦砾之外，一无所有。克利斯朵夫竟不敢相信奏的是他的作品。他找不到他思想的线条和节奏，根本认不出自己的思想了：只觉得它嘟嘟囔囔，摇摇晃晃，好比一个扶墙摸壁的醉鬼；他羞死了，仿佛自己就在当众表现这副醉鬼的模样。他明知他写的不是这种东西，可是没用：一个荒唐的代言人把你的话改头换面的变了样，你自己也会当场糊涂起来，弄不清你对这种荒谬的情形应不应当负责。至于群众，他们可不理会这些：他们相信表现的人，歌唱的人，相信他们听惯的乐队，正如相信他们读惯的报纸一样：他们是决不会错的；要是他们说了荒唐的话，一定是作者荒唐。这一回群众尤其不会起疑，因为他们原来就要相信作者可笑。克利斯朵夫还以为指挥也觉察到这种混乱的情形，会教乐队停下来重新开始的。各种乐器都失去了联络。圆号插进来的时候，落后了一拍子，又继续吹了好几分钟，才若无其事的停下来倒去口水。有几段双簧管的部分竟消灭得无影无踪。哪怕是最精细的耳朵也没法找到乐思的线索，甚至不能想象它有什么线索可言。变化很多的配器法，幽默的穿插，都给恶俗的演奏变得可笑了。作品显得荒谬绝伦，简直是一个白痴，是一个完全不懂音乐的人开的玩笑。克利斯朵夫扯着自己的头发，竟想跑出去阻断乐队的演奏；可是陪着他的朋友把他挡住了，说指挥先生自会辨别出演奏的错误而全部纠正的，——何况克利斯朵夫根本不该出头露面，他的指摘只有把事情弄得更糟。他把克利斯朵夫硬留在包厢里。克利斯朵夫听他摆布，只是把拳头敲着自己的脑门；而每次听到一段太不象话的表演，就又愤怒又痛苦的咕噜几声：“孽障！孽障！……”他一边呻吟，一边咬着手不让自己叫出来。
那时除了错误的音符，群众也开始骚扰，有了声音。先还不过是一种震颤的音浪；不久克利斯朵夫分明听到他们在笑了。乐师给他们暗示，有几个竟老实不客气表示忍俊不禁。群众明白了作品真的可笑时，便捧腹大笑起来，全场的人都乐死了。赶到一个节奏很强的主题又在低音提琴上出现，而给表现得特别滑稽的时候，大家更乐不可支。只有指挥一个人在喧闹声中不动声色的继续打着拍子。
曲子终于奏完了：——（世界上最得意的事也要结束的。）——那才轮到大众开口。他们高兴之极，闹哄了好几分钟。有的怪声嘘叫，有的大喝倒彩：更俏皮的人却喊着“再来一次！”花楼中有人用男低音摹仿那个可笑的主题。别的捣乱分子跟上来争奇斗胜。还有人嚷道：“欢迎作家！”——这些风雅人士好久没有这样的乐了。
等到喧闹声稍微静了一些，乐队指挥若无其事的把大半个脸对着群众，可是仍装做不看见群众，——（因为乐队是始终认为没有外人在场的），——向乐队做了一个记号表示他要说话。有人嘘了一声，全场静默了。他又等了一忽儿才用着清楚，冷酷，斩钉截铁的声音说：
“诸位，我一定不会让这种东西奏完的，要不是为了把胆敢侮辱勃拉姆斯大师的那位先生给大家公断一下的话。”
说完了，他跳下指挥台，在大众的欢呼声中走了出去。掌声继续到一二分钟之久，但他竟不再出场。乐队里的人开始散了。群众也只能走了。音乐会已经告终。
大家总算过了一天快乐的日子。
克利斯朵夫已经出了包厢。他一看见指挥走下台，便立刻冲出去，三脚两步的奔下楼，要去打指挥的嘴巴。陪他来的朋友在后面追着，想拦住他。克利斯朵夫把他一推几乎跌下楼梯：——（他很有理由相信这位朋友也是做这个圈套的一分子。）——还算是于弗拉脱的运气，也是克利斯朵夫的运气，后台的门关着，尽管他用拳头乱敲也敲不开。而群众已经从会场里出来，克利斯朵夫不得不赶快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