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约翰·克利斯朵夫(52)

但克利斯朵夫不允许人家不了解现在的他，而等他成为过去之后再了解他。他宁可人家干脆不了解他，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形之下都不了解他：所以他气愤之极。他痴心妄想的要人了解，替自己说明，跟人家辩论；这才是白费气力，那不是要把整个时代的口味都改过来吗？但他自信很强，决心要把德国人的口味彻底洗刷一番，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其实他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要说服一个人决不是几次谈话所能济事；他说话的时候既找不到适当的字，又是对大音乐家，甚至对谈话的对方取着狂妄傲慢的态度，结果只多结了几个冤家。殊不知他先得从从容容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好了，才能强迫人家听他的……

而他的星宿，他的坏星宿，恰好来给了他说服人家的机会。

他在戏院的食堂里和乐队里的几个同事围着一张桌子坐着，他们听了他的艺术批评骇坏了。他们的意见也并不一致，但对他放肆的言论都大不乐意。中提琴师老克罗斯是个忠厚人，很好的音乐家，一向是真心喜欢克利斯朵夫的；他装着咳嗽，想等机会说一句双关的笑话把话题扯开去。克利斯朵夫可完全没注意，倒反越说越有劲，教克罗斯灰心了：“他干么要说这些话呢？真是天晓得！一个人尽管心里这么想，可用不着说啊！”

最奇怪的是，他也”这么”想过；至少他怀疑过这些问题，克利斯朵夫的言论把他心里的许多疑惑挑了起来，但他没有勇气承认，——一半是怕冒不韪，一半是因为谦虚，不敢相信自己。

吹短号的韦格尔可是一句话也不愿意听；他只愿意赞美：不论什么东西，不论好的坏的，天上的星或地下的煤气灯都一律看待；他的赞美也没有什么等差，只知道赞美，赞美，赞美。这是他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受到限制就要痛苦的。

但大提琴师哥赫痛苦得更厉害：他全心全意的爱好下品的音乐。凡是被克利斯朵夫嘻笑怒骂的，痛诋的，都是他最心爱的；他本能的挑中一些最陈腐的作品，心中装满着浮夸的，动辄落眼泪的感情。但他的崇拜一切虚伪的大人物完全是出于真心。唯有他自以为崇拜真正的大人物时才是扯谎，——而这扯谎还是无邪的。有些勃拉姆斯的信徒，以为在他们的上帝身上可以找到过去的天才们的气息：他们在勃拉姆斯身上爱着贝多芬。哥赫却更进一步，他爱贝多芬的倒是勃拉姆斯的气息。

可是对克利斯朵夫的怪论最表愤慨的还是吹巴松管的史比兹。他的音乐本能所受的伤害，还不及他天生的奴性所受的伤害。某个罗马大帝是连死也要站着死的。他可非伏倒在地下死不可，因为伏在地下是他天生的姿势；在一切正统的，大家尊重的，成功的事物前面匍匐膜拜，他觉得其乐无穷；他最恨人家不许他舔泥土。

于是，哥赫唉声叹气，韦格尔做着绝望的姿势，克罗斯胡说八道，史比兹大叫大嚷。但克利斯朵夫不慌不忙比别人喊得更响，说着许多对德国与德国人最难堪的话。

在旁边一张桌子上，有一个青年听着克利斯朵夫的话捧腹大笑。他长着一头乌黑的鬈发，一对聪明秀美的眼睛，大鼻子到了快尽头的地方不知道望左边去还是右边去，便同时望两边摊开了，底下是厚嘴唇；他神情不定，可是不俗。听着克利斯朵夫的话，对每个字都又同情又俏皮的留着神，他笑得连脑门，太阳穴，眼角，鼻孔，腮帮，到处都打起皱来，有时还要浑身抽搐。他并不插嘴，可是把每句话都听在耳里。克利斯朵夫的高论说到一半，忽然愣住了，给史比兹奚落之下，更起得结结巴巴的，最后才找到了象块大石头般的字儿把敌人打倒：看到这情形，那青年格外高兴。而当克利斯朵夫冲动之极，越出了他思想的范围，突然说出些骇人听闻的胡话，使在场的人都大声怪叫的时候，邻座的青年更乐不可支了。

最后各人对于这种自以为是的争辩也腻烦了，彼此分手了。剩下克利斯朵夫最后一个想跨出门口，那个听得津津有味的青年便迎上前去。克利斯朵夫一向没注意到他。但那青年很有礼貌的脱下帽子，微笑着通报自己的姓名：“弗朗兹·曼海姆”。

他对于自己在旁窃听这种冒昧的行动，先表示了一番歉意，又把克利斯朵夫大刀阔斧痛击敌人的偏偏恭维了一阵。想到这点，他又笑了。克利斯朵夫挺高兴的望着他，可是还不大放心：

“真的吗？”他问，”你不是取笑我吗？”

那青年赌着咒否认。克利斯朵夫脸上登时有了光采。

“那末你认为我是对的，是不是？你同意我的主张了？”

“老实说，我不是音乐家，完全是门外汉。我所喜欢的唯一的音乐，——绝对不足恭维，——是你的音乐……至少这可以表明我的趣味不算太坏……”

“唔！唔！”克利斯朵夫虽然还有些怀疑，究竟被捧上了，“这还不能算证据。”

“哎，你真苛求……得了罢！……我也跟你一样想：这算不得证据。所以你对德国音乐家的意见，我决不敢大胆批评。但无论如何，你对一般的德国人，老年的德国人，批评得太中肯了；那些糊涂的浪漫派，那种腐败的思想，多愁多病的感情，人家希望我们赞美的陈言俗套，真叫做’这不朽的昨日，亘古不灭的昨日，永久长存的昨日，因为它是今日的金科玉律，所以也是明日的金科玉律！……’”

他又念了一段席勒诗中的名句：

“……亘古常新的昨天，永远是过去的也永远会再来……”

“而他就是第一个该打倒的！”曼海姆又加上一句按语。

“谁？”克利斯朵夫问。

“写下这种句子的老古董喽。”

克利斯朵夫不懂他的意思。曼海姆接着又说：

“第一，我希望每隔五十年大家把艺术和思想做一番大扫除的工作，只要是以前的东西，一样都不给它剩下来。”

“那可过分了些，”克利斯朵夫笑了笑。

“一点儿都不过分，我告诉你。五十年已经太长了，应当是三十年，或者还可以少一些！……这才是一种卫生之道。谁会把祖宗的旧东西留在家里呢？他们一死，我们就恭恭敬敬的把他们送出去放在一边，让他们去烂，还得堆上几块石头，使他们永远不得回来。软心的人也会放些花上去。那我不反对，我也无所谓。我只要求他们别跟我来麻烦。我就从来不麻烦他们。活的在一边，死的在一边：各管各的。”

“可是有些死人比活人更活！”

“不！不！要是说有些活人比死人更死倒更近于事实。”

“也许是罢。不管怎么样，有些老人的确还年轻。”

“假使他还年轻，我们自己会发觉的，……可是我不信这个话。从前有用的，第二次决不会再有用。只有变才行。第一先得把老人丢开。在德国，老人太多了。得统统死掉才好！”

克利斯朵夫聚精会神听着这些古怪的话，费了很大的劲讨论；他对其中一部分的见解有同感，也认出有好多思想跟自己的一样，只是听到别人用夸张可笑的口吻说出来，觉得有点刺耳。但因为他相信人家和他一样的严肃，便认为那些话或许是这个似乎比他更有学问更会讲话的青年根据了他的原则，按照逻辑推演出来的。多少人不能原谅克利斯朵夫的刚愎自用，其实他往往谦虚得有点孩子气，极容易受一般教育程度比他高的人愚弄，尤其在他们不是为了避免讨论难题而拿自己的教育做挡箭牌的时候。曼海姆故意以发表怪论为乐，一问一答，话越说越野，自己听了也在暗笑。他从来没碰到一个人拿他当真的，如今看到克利斯朵夫费尽心力想讨论，甚至想了解他的胡说八道，不由得乐死了；他一边嘲笑克利斯朵夫，一边因为克利斯朵夫对他这么重视而很感激，觉得他又可笑又可爱。

他们分手的时候已经变成好朋友；可是过了三小时，克利斯朵夫在戏院预奏会中看见曼海姆在乐队的小门里伸出头来，笑嘻嘻的对他做着鬼脸，仍不免有点奇怪。预奏完毕，克利斯朵夫过去找他。曼海姆很亲热的抓着他的胳膊说：

“你有功夫吗？……你听我说。我有个主意在这儿，也许你会觉得是胡闹……你不想抽个空，把你对音乐和对那些无聊的音乐家的感想写下来吗？与其跟乐队里四个只会吹吹笛子拉拉提琴的傻瓜白费口舌，直接向大众说话不是有意思多吗？”

“你问我这样做是不是有意思得多？……是不是我愿意？……嘿，可是我写了文章送到哪儿去呢？你倒说得好，你！……”

“我不是说过有个主意吗？……我跟几个朋友：亚达尔培·洪·华特霍斯，拉斐尔·高特林，亚陶尔夫·梅，吕西安·哀朗弗尔，——办了一份杂志。这是本地唯一有见解的杂志，名字叫做酒神——你一定知道的吧？……我们都佩服你，很想请你加入我们的团体。你愿意担任音乐评论吗？”

克利斯朵夫听了这话受宠若惊，恨不得马上接受；他就是怕不够资格，不会写文章。

“放心，”曼海姆说，“你一定会写的。何况一朝做了批评家，你尽可以为所欲为。别顾虑什么群众。你才想不到他们多蠢呢。做个艺术家算得什么！谁都可以嘘他。可是批评家有权利向大家说：‘替我嘘这个家伙！’场子里的听众，反正把思想这件麻烦事儿交给你了。你爱怎么想都可以，只要你装做在思想。那些傻蛋只求塞饱肚子，不管是什么。他们没有不吃的东西。”

克利斯朵夫终于答应了，非常感动的道谢。他只提一个条件，就是文字的内容绝对不受限制。

“自然啰，自然啰，”曼海姆回答。”绝对自由！咱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晚上散戏的时候，他又第三次去钉着克利斯朵夫，把他介绍给亚达尔培·洪·华特霍斯和其余的朋友。他们都对他很诚恳。

除了华特霍斯是本地的旧世家出身，余下的尽是犹太人，都很有钱：曼海姆的父亲是银行家；高特林的是有名的葡萄园主；梅的是冶金厂经理；哀朗弗尔的是大珠宝商。这些父亲全是老派的以色列族，勤俭啬刻，永远守着他们的民族精神，不惜千辛万苦的搅钱，而对自己的毅力比对财富更得意。但那些儿子似乎生来要把父亲挣起来的家业毁掉；他们取笑家庭的成见，取笑那种象蚂蚁般苦吃苦熬，惨淡经营的生活；他们学着艺术家派头，假作瞧不起财产，把它从窗里扔出去。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多大手面，尽管荒唐胡闹，也不会昏了头，忘了实际。并且做父亲的也很留神，把缰绳拉得很紧。最会挥霍的是曼海姆，真心想把家私大大方方的花个痛快；可是他一无所有，只能在背后直着嗓子骂父亲吝啬，心里倒也满不在乎，还认为父亲的办法是对的。归根结蒂，唯有华特霍斯一个人财产自主，拿得出现钱，杂志便是由他出钱维持的。他是诗人，写些亚尔诺·霍尔茨和瓦尔特·惠特曼一派的“自由诗”，一句长一句短的，所有的点，逗点，三点，横划，静默，大写字，斜体字，底下加线的字等等，都有一种极重要的作用，不下于叠韵和重复的辞句。他用各国文字中的字，各种没有意义的声音羼在诗里。他自命——（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诗歌方面做一个塞尚纳。的确，他很有想象力，对枯索无味的东西很有感觉。他又是感伤又是冷淡，又是纯朴又是轻浮，偏要把加工雕琢的诗句装做名士派。在时髦人物心目中，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好诗人。可惜杂志上，沙龙里，这等诗人太多了；而他还想做到只此一家。他一味充作没有贵族偏见的王爷，其实他这种偏见比谁都要多，只是自己不承认。他有心在他主持的杂志周围只安插一批犹太人，为的教他的反犹太家属骇怪，同时向自己证明他的思想自由。他对同人说话的口吻很客气很平等，骨子里是不动声色的瞧不起他们。他明知他们利用了他的姓氏和金钱非常得意，却也由他们去，因为这样他才能自得其乐的轻视他们。

而他们也瞧不其他听任他们利用，因为知道他有利可图。其实他们是互相利用。华特霍斯拿出姓氏和金钱；他们拿出文才和做买卖的头脑，同时也带来一批主顾。他们比他聪明得多，并不是更有个性，那也许比他还少呢。但在这个小城里，象在无论哪里无论什么时候一样，——因为种族的关系而孤立了几百年，刻薄的眼光给磨练得格外尖锐，——他们的思想往往最前进，对于陈旧的制度与落伍的思想的可笑感觉得最清楚。可是他们的性格不象他们的头脑来得洒脱，所以尽管挖苦那些制度跟思想，还是想从中渔利而并不愿意改革。他们虽自命为在思想上独往独来，实际和那位贵族出身的华特霍斯同样是内地的冒充时髦的朋友，同样是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把文学当作消闲打趣的玩艺儿。他们喜欢装出一副刽子手的神气，可是并不凶，拿来开刀的无非是些不相干的人，或是他们认为对自己永远不足为害的人。他们绝对没有心思去得罪一个社会，知道自己早晚要回到社会，跟大家过一样的生活，接受他们早先排斥的偏见的；而当他们一朝冒着危险去对一个当代的偶像——已经在动摇的偶像，——大张挞伐的时候，他们也决不破釜沉舟，为的是一有危急立刻可以上船。而且不问厮杀的结果如何，一场完了，必须等好些时候才会再来一次。非利士人尽可放心，那些新大卫派的党徒只是要人家相信他们发起狠来非常可怕；——可是他们并不愿意发狠。他们更喜欢和艺术家们称兄道弟，和女演员们一块儿吃宵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