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本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功能指的是语言通过句子的形式在人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句子是语言的基本的运用单位，词、词组（短语）等只是造句的“建筑材料”，要表达思想，进行交际，都得依靠句子。句子作为交际的基本单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根据句子的句法结构的模式划分出来的句子类别我们称之为句型；根据句子的语义结构的模式划分出来的句子类别我们称之为句模；根据句子的交际功能的不同划分出来的句子类别我们称之为句类（sentence types）。

在汉语的语法研究中，以往的语法学家大多致力于划分词类和分析句子成分，虽然也接触到句子的类型，但多是归纳和研究句子的句型或句模，全面地、系统地研究和归纳汉语句类的著作却很少见。

1907年，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第一次把句子分为陈述句、疑问句、命令句和感叹句四类。1942年，何容的《中国文法论》专门讨论了“助词、语气与句类”，第一次明确提出句子按语气分类应称为“句类”。从此，句类“语气说”成了汉语语法学界的“共识”，对句类的四分模式分类自此也成定论，并且几乎已经形成为一种习惯性思维。

近年来，对汉语句类的性质、功用及小类划分等，已发表了不少的论著，某些研究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收获，但从建立一个科学、全面、系统的汉语句类系统的要求来看，这还远远不够。即使是涉及句类方面的研究，也多是侧重于在现有的句类四分框架下对个别句类的微观层面的研究；有的语法著作虽也涉及句类，但在语法体系中没有摆正它们的位置，往往徒劳无功。总之，汉语句类的研究，是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具备高屋建瓴、统摄全局性质的句类理论构架的建设尤其缺失，具有宏观视野的全面地、系统地研究和归纳汉语句类的著作更是空白。由于句类是语言学习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目前汉语句类的研究现状远远不能满足国内母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的现实需要。

由于思维定势的影响和理论背景的制约，目前对汉语句类的研究不但缺乏理据性和可解释性，也缺少实用性和可操作性：①没有明确一致的分类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汉语语气系统的丰富和复杂，使我们从语气角度来划分句类增加了不少难度，实际上很难操作成功；②掩盖了句子功能的丰富性：由传统句类概念统摄的句子功能一般只有四种，忽视了句子其他功能的研究和探讨，或者将许多不同的功能勉强塞进既定的四类里加以考察。因此，传统的句类四分模式掩盖了句子功能的丰富性，不能真实地反映问题的本来面貌。③导致循环论证：句类和语气互为彼此分类的依据和标准，因而缺乏科学性。

要解决目前汉语句类研究长期停滞不前并存在严重缺陷和不足的局面，必须对现有句类研究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特别是理论观念的更新和研究范式的突破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因此，本书尝试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以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整合认知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现代汉语句类问题。通过对言语交际行为的多视角分析，以言语行为作为解释因素来剖析以往汉语句类研究的误区和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现代汉语句类的类型模式、语义结构、语言标记以及句类与话语结构的关系，力图构拟出一个具有宏观理论视野的相对全面、系统、科学的现代汉语句类系统。

二、本书的理论框架

当代种种语言学理论分属两大思潮，一是以哲学为本的语言学传统；一是以人类学为本的语言学传统（胡壮麟2000：13）。在前者中影响较大的有言语行为理论学派，代表人物为奥斯汀（J.L.Austin）和塞尔（Searle）；在后者中影响较大的应数系统功能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为韩礼德（M.A.K.Halliday）。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交际功能只有通过人们的言语行为才能得以实现。人们运用语言是为了影响别人的思想、感情或行动，以达到一定的目的。说话的目的不同，就会使用不同类型的句子。句类是句子的交际功能分类，即按句子在交际中的作用所分出的句子类型，包括陈述、疑问、祈使、感叹等。言语行为理论强调，人们说话时就是在实施言语行为，“更加精确地说，言语行为就是在一定条件下构造出或者说出一个语句标记，言语行为就是语言交流的基本的或最小的单位。”“说话者通过说出一个或数个语句来完成一种或数种言语行为，如进行陈述、发出命令、提出问题、做出承诺等。”（塞尔 1969：16）可以看出，这些不同的言语行为就是这些句子所实现或承担的交际功能。从句子交际功能角度看，每个句子必定代表一个言语行为；从言语交流的角度看，每个言语行为都必须通过一个句子来表达。塞尔（1969：1）明确指出：“一般说来，通过说出一个句子所做出的言语行为就是这个句子意义的功能。”据此可知，句子的交际功能就是句子所做出的言语行为。既然句类是句子的交际功能类别，那么，句类本质上就是句子所标示的言语行为的类别，不同的句类实际上也就是代表不同言语交际行为的句子的集合。因此，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来研究句类有其充分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我们将以言语行为理论作为本研究的理论背景。

在以言语行为理论作为理论背景的同时，我们还坚持以下一些语言观：

功能主义语言观 功能主义是和形式主义相对立的一种语言观。形式主义的做法是：把语言学比作物理学，语言构造的规律就跟物质的运动和构造规律一样无须从物质的外部去寻找解释，语言是自足（autonomous）的；把焦点放在对自然语言的形式特征的刻画上，主张从语言的内部去寻找解释。因此，形式主义语言学追求语言研究的形式化，希望通过在语言系统内部发现一些具有普遍有效的规则、原则和制约条件对句法现象进行解释，认为句法是语言系统和语言研究的核心，不太重视语义的作用。这样导致的问题是，无法对这些规则、原则和条件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同时由于描写本身的局限性，无法对一些例外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和处理。功能主义则认为语言学本质上不同于物理学，倒是跟生物学相似。生物的构造部件和构造方式无一不是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为适应生存而形成的，无一不跟一定的功能相对应。功能主义强调语言形式的信息传递功能，试图从语言机构的外部去寻找解释，首先是着眼于语言的功能。语言的功能是交流信息，语言的结构是语言为了达到信息交流的目的而自我调适的结果。我们坚持功能主义语言观：每个语言系统的结构是由其必须完成的特定功能决定的。既然人类和社会的某些需求是普遍一致的，所有语言也就按这些需求完成某些特定功能，这些功能一般反映在语言的语法结构中。跟形式主义者不同，我们认为句法作为语言结构的一部分并不是自足的，它跟语言的词汇和语义部分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本研究实际是将语言的各个层面打通的，某个层面上的语言现象往往得到另一个层面上的佐证。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在处理形式和意义的关系时，我们既注重形式也注重意义，或者说更注重意义：讲语法而不讲意义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而语义，不仅仅是客观的真值条件，更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研究语义总要涉及人的主观看法或心理因素，涉及说话者的意向性和听话者的理解。

系统语法观：语言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进化、发展，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使用，已经形成了系统。一种语言的每个要素参照它在整个系统中的功能而得到解释，所有语言单位被分析为功能的有组织构造，换句话说，每一部分相对于整体而言都可以解释为功能的。在系统描写时，任何一个系统中的某一个特征同时出现于另一个系统，可以是有序的、有层级的亦或是同时的。如汉语所有句子根据交际功能差别形成整个汉语的句类系统，“陈述式/疑问式”系统则是其子系统，而“疑问式”系统又是“陈述式/疑问式”系统的子系统，而且其本身还可再细分为“特殊疑问式/是非疑问式”系统，它们彼此之间有等级关系，体现不同的功能配置。

典型范畴理论：典型范畴理论是将传统的范畴观与“家族相似性”的范畴观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范畴理论。传统的范畴观，从柏拉图到乔姆斯基，都认为范畴是离散（discrete）的，每个范畴的边界是明确的。一样东西要么属于某一个范畴，要么不属于某一个范畴，就看它是否具备这一范畴的界定特性，没有中间状态。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范畴观认为，一个范畴的内部成员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特性，就好象同一家族的各个成员之间没有共同特性只有相似性，每个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典型范畴理论认为，一个范畴是一些特征的相交，即这些特征总是聚集在这个范畴之下的。具备所有特征的是典型的，不同时具备所有特征的是非典型的，范畴的成员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分。范畴的边界不是明确的而是模糊的，是非离散性的（non-discrete）。这种典型范畴观已经得到认知心理学的证实。我们认为，作为人类建立的范畴，语言范畴也应该是典型范畴，各种语言范畴也是非离散性的，它们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语言成分不会是绝对的属于或不属于某个范畴，而只能理解为在属于某个范畴的典型性上形成一个连续体，语言的规律也同样不能是绝对的，只能体现为一种概率或倾向性。一个句子要么合乎语法要么不合语法，一个句法成分要么是主语要么不是主语，一条句法规则要么适用要么不适用某一类语法现象，这好像会给我们的描写和解释工作带来很多方便，也使理论显得严谨，但是语言事实上并非如此，这样做的后果只会歪曲语言事实，得出不正确的结论。

标记理论：传统的标记理论是一种“二分模式”，即一个范畴中只有两个成员的对立，一个是有标记项，一个是无标记项。新的标记理论则是一种“相对模式”，认为许多范畴的成员不止两项，应该是多分模式，有标记和无标记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标记理论认为，有标记项和无标记项的判别标准通常是：前者聚合成员少，后者聚合成员多；前者出现的环境不多，后者出现在多种环境下，相应地，前者使用的频率低，后者使用的频率高。我们将借鉴标记理论的相关成果，来描写和解释我们研究中的一些不对称的语言现象，如显性施为句（explicit performatives）和隐性施为句（implicit performatives）的对立等。

三、本书的研究方法

研究句类，要采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构建出的句类系统会不一样，其解释力和实用价值也就不一样。本研究在综合上述理论的基础上，主要采取以下一些研究方法：

（1）归纳和演绎结合 人们是在实践基础上，借助归纳和演绎（当然还有其他的思维方法）而得到的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应。在实践基础上，人们首先获得的是个别性认识，然后通过归纳过程得出一般性结论。但这种结论起初还带有假说性质，还不是真理。只有从它出发推演出个别性命题，然后拿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最后才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归纳与演绎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归纳需要演绎来补充，而演绎又要以归纳为基础。基于归纳和演绎的辨证统一关系，我们将综合运用归纳和演绎这一组对立统一性质的思维方法开展研究，如根据言语行为理论推演出汉语句子交际功能的类别具有演绎的性质，而随后将会通过归纳句子功能在语言形式上的标记来验证选前演绎的正确性和周密性。

（2）假设和验证结合 在整合多种语言学理论、构拟汉语全新的句类系统时，我们的归纳带有理论假设的性质，但我们也注重句类功能的形式标记，力图通过外在的形式标记等语言事实来验证我们理论假设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做到（理论）假设和（实际）验证相结合。

（3）功能和形式结合 我们坚持功能的语言观，但并不排斥描写的形式化，而是力图做到功能和形式相结合。在从功能的角度对汉语句类进行考察的时候，也注意对句类的形式描写，为功能分析寻找依据和印证。在具体分析的时候，我们将采用变换分析、语义特征分析等这些形式主义常用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

（4）描写和解释结合 在整合多种语言学理论、构拟汉语全新句类系统的过程中，我们力图做到描写和解释相结合。把对汉语句类系统进行全面而充分的解释作为追求的目标，把对与汉语句类有关的语言事实的描写作为解释的基础和验证。可是对汉语句类研究来说，由于前人关注的不足，描写仍是一项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庞大工程，所以描写也将在本书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对有些现象，由于水平和认识的局限，暂时还难以给出十分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就干脆放弃解释，只作尽可能的描写以待后来的研究。

四、语料来源

本书的研究将在充分占有自然语料的基础上进行。条件所限，我们未能进行大规模的口语材料调查，所以本书举例所用的语料的来源主要是书面材料。我们充分利用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网上现代汉语语料库。

我们尽量在北京作家如老舍、王朔等或其他北方作家作品中选用例句，这些例句我们一般都在句后注明了出处。

我们一般不自拟例句，极少数自拟例句都是一些最简单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