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研究（2018年第2期/总第8期）

由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组成的地中海南欧七国联盟，其文化同属地中海拉丁文化，在治理、经济和社会模式方面具有同质性。面对世界格局的大调整和欧盟结构性的压力，七国通过机制会议进行商讨，用具有地中海独到的视角提出见解，以期强化欧盟的凝聚力，展示全球化视野下的治理、经济、社会和文化模式的多元性。本书及七国联盟的概况及其成员国国情对进行了介绍，并就其成立背景、发展历史、对各成员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非洲农业的最新发展与内生动力”，从大陆内的政策和激励机制、外来援助、投资与商贸合作分析以及不同层面的创新实践进行研究；第二部分为“新兴市场国家对非农业南南合作”，主要讲述了巴西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马拉维进行农业合作的不同情况；第三部分为“中国对非洲农业合作的新型实践”，中国对非农业合作经历了从20世纪50年代末完全不求经济回报的单纯援助，援建大型农场，到目前的援助、贸易

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高层决策者欲将日本从二战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建立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上强大的日本，开展了极富雄心的战略性外交。本书从历史事实出发，基于文献追踪与赴日调研，把日本外交置于国际秩序变革大背景下，主要立足于单元层面考察日本外交转型新动向，对日本外交战略与决策体制的“双转型”结构进行系统剖析，并就日本外交理念变革、体制重构、智力支撑、精英引领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中印关系是中国外交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中国实现周边战略、维护西南战略方向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中印关系发展跌宕起伏，既受到快速变化的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影响，也受到双边关系结构性问题的制约，如何认识中印关系的性质、结构和内容，始终是中国南亚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作者从事南亚地区外交工作及涉印研究近20年，本书即作者对近年来中印关系发展演变及中国对印政策的

在民国外交史上，“英美派”外交官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本书将“英美派”外交官置于1931～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全局视野里，考察这个群体产生的内外环境，探讨“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关系，及其在国民政府美援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揭示“英美派”外交官主要代表人物之间及其与国民党高层政治之关系，进而审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广度与深度，为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本书从丝路地缘环境切入，对丝路绿洲地带、丝路草原地带、丝路海陆交会地带等三个不同区域展开深入研究，旨在梳理丝路不同地带的商路或古道、驿站或古都等的地缘环境变迁的内涵、方式，分析丝路不同地带间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的规律、特征，以及廓清中国西部周边地区间在辟路交往、靠路发展、借路繁荣的文明成长中所取得的成就与不足、经验与教训等，为建设中国西部周边地区“丝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历史依据与现实基础。

本书从安全与规范的视角，解释欧盟如何从一个国际核不扩散制度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核不扩散制度和规范的积极维护者，如何将国际核不扩散规范内化为自己的安全规范。本书提出，欧盟反核扩散政策的形成一方面是欧盟在与国际核不扩散制度互动的过程中内化反扩散国际规范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冷战结束后，核扩散带来的危险在欧盟安全议程中地位上升、欧盟安全认知发生转移的结果。本书还以欧盟参与朝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为案例，分析

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同属中欧地区，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德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千丝万缕，层层交错。冷战后，在全球化潮流的裹挟下，地缘因素变得十分活跃。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曲折，也使得欧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对其邻国德国抱以更多外交和发展期许。本书不仅从历史、地缘和文化角度对“中欧”概念做了追溯和分析，而且深入探讨了冷战后德国与维谢格拉德四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罗的海三国共九个中东欧国家的关系

本书在国际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探讨中日关系的演进发展，既重视冷战格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又观照中日两国的现实诉求，认为中日两国蕴含着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全书对中日关系恢复和发展的重要经验做了深入分析，尤其是对中国提出的“以民促官”和“求同存异”做了系统探讨，认为它引领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求同存异”体现了中国在对待中日双边关系重大问题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以及战略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