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公共管理评论（第5辑）

当今世界，纷繁变幻。面对天下大势的变化，应该如何理解走入新时代的中国？新一代的中国学者应该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为未来做好充分的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吉林大学不同学科的学者从文明的意义上就各自的视角分别对中国道路和理论自信、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热点问题、中国的内涵及其审美理想、新时代中国国际法法治思想、中国的法律文化、中国学派的建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逻辑、中国的反贫困道路和当代中国数字政府治理等问题

本书以清末新疆、西藏、蒙古新政为研究对象，从国家视角探讨了清政府为应对边疆危机，通过在边疆地区实施新政将国家权力渗透到边疆社会基层的历史脉络；在细致梳理清末边疆新政内容和过程的基础上，阐释了实施边疆新政的内在机理，客观分析了清政府通过边疆新政加强边疆治理、重新统合边疆地区的实际效果。

半个世纪以来，发端于海外的中国研究已从社会科学的边缘走向这一知识体系的中心，由西方学人独步的学术论域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全球学人共享的研究旨趣，同时也成了世界学术界了解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窗口。《中国研究》是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学术集刊，意在推动中国研究领域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增进，更在使日益成为显学的中国研究领域能够听到中国的声音。

土司制度时期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地区秉承“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传统理念与政治智慧，具有世界范围的突出的普遍价值。本书运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世界文化遗产”唐崖土司城址为研究对象，在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唐崖土司近400年的历史沿革、经济生产、政治组织、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进行系统分析，运用文化变迁和社会记忆理论，剖析土司文化内涵，凝练乡民集体记忆中土司文化的

自2012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中东欧国家的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合作，举办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比较的学术活动。本书汇集了来自中国、匈牙利、捷克、波兰、保加利亚等国学者的文章，内容既涉及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又涉及健康、教育、农村等领域，还包括最新的网络研究方法。本书为我们从比较视野全面理解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社会变迁提供了难得的学习和参考资料。

明清时期，受内乱、倭患、海盗及西方殖民者的影响，为了御外敌、平内乱、治海洋，政府在地方行政体系中增设专职“海防”的官员，完善了军政协同的防御体系。本书基于明清时期国家治理海洋的需求，深入研究海防职官的产生背景、历史沿革、空间分布与职能演变，分析海防职官在海洋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地位、作用与影响，进而揭示明清时期海洋治理的成效与不足，汲取历史经验。

本书主要勾勒了唐代户籍编造的概貌。武德、贞观时期是唐代户籍法令颁布、各类户籍文书出现并依法编造的初期。而开元、天宝时期则是唐代户籍编造的顶峰，户籍法令得到有效的调整与维护，户籍编造十分频繁。尽管存在地域与时代差别，唐前期一直致力于户籍编造。安史之乱开启的唐后期政局，其对户籍编造周期、户等审定及编造政策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本书作了两项个案研究：一是编户民年龄——“籍年”的概念与其具体统计、功用；

本书聚焦于皇位传承这一中古皇权政治之核心问题，力图揭示特殊时代背景下皇位传承在不同时期之具体表现、前后联系与普遍规律，对相关重要政治事件与人物等做出新的阐释，系统梳理中古皇位传承中相关个体、家族与国家之命运纠缠，影响皇位传承之民族传统、门阀政治等关键因素，以及中古时代特质，藉此反映中古政治文化之变迁及意义。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